沈卫荣
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摘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是要在全中国各族人民中间树立起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之象征的中华民族认同，而其前提首先是要正确地界定“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为此我们必须同时破除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牢固确立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五十六个民族的百姓都是中国人的崇高信念。而藏传佛教中国化则不是要将它汉化，而是要使它更加适应中华民族新时代发展和进步的要求，使它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助缘。为此，我们不但要把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应该把汉藏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最重要的身份认同，进而把中国境内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传统联结起来，加强中国佛教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此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藏传佛教中国化 汉藏佛学 汉化与中国化
正文
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的重要内容之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抓紧、抓好，以推动中华民族走向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而藏传佛教不但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穿中国古代历史之西夏、元、明、清等多个朝代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文化和思想传统。它不但是西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精华，而且也曾是联结汉、藏、蒙、满和古回鹘人（畏兀儿）等多个民族的重要文化纽带。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成功与否和今日中国的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大业深切相关，它是锻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与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目标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从根本上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是为了要更加明确地定义中国，厘清“何为中国”和“谁是中国人”等最基本的问题，其根本点则是要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由众多民族和不同文化传统组成的多元一体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转化成为一个能被全中国各族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共识，由此而在全中国各族人民中间牢固地树立起一个大家共有共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有当全中国各族人民都能发自肺腑、不言而喻地认同中华民族，都能自觉自愿、同心同德地把自己当作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都能自然而然地把中华民族当作中国这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唯一身份认同，都能积极踊跃地为中华民族新时代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深入人心，得以真正的铸牢。
笔者现在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一名教授，但长期以来笔者是一名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和宗教的学者，是专注于研究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的一名西藏学家。多年前，清华大学中文系正式建立起中国少数民族语文专业，这突破了我国高校中文系以汉语言文学研究为主体的学术传统和建制，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导向和象征性意义的学科改革。它明确表明中国语言文学不仅仅是汉语言文学，而且还当包括中国边疆各民族、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学（文献）。对中国语文做这样的理解，就像与我们此前所积极倡导的“大国学”理念一样，无疑对我们今天所倡导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笔者个人于海内外的学术经历和从事民族历史和宗教研究的经验出发，笔者深刻地体会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应该只是事关中国的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事情，不应该把工作的重点只集中在边疆和民族地区，同样重要的是要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百姓中树立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有当全国广大的汉族群众能够彻底地破除大汉族主义观念，平等、自然、无分别地与边疆少数民族百姓同舟共济、和谐共处、休戚与共，我们才能够真正把五十六个民族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以中华民族为唯一身份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唯有如此，全国各族人民才能牢固地树立起统一的作为中国人的中国公民意识，都会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由此国家的边疆安全和祖国的统一和强盛，以及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各民族人民和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会有一个坚实的保障。
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中华民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民族国家符号，并将它切实地落实在我们的国际政治、外交和对外文化传播等活动中，以此破除他人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把历史上的中国(China)当作一个纯粹的汉人国家的误解和歪曲。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海外“新清史”的评论和批判是一个持续升温的学术热点，而“新清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张就是将大清帝国截然地分为一个“汉人的帝国（中国）”和一个“内亚的帝国”两大部分，以示一个由满洲皇族统治的、充满内亚特性的大清帝国具有与传统中国不同的性质。显然，这样的分割是缺乏真实的历史依据的。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国从来就不曾是一个纯粹的汉人国家，它从来都是一个众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是众多宗教和文化共同绽放的大舞台。不论是处于分裂，还是大一统时期，不论是汉族建立的王朝，还是其他民族统治的王朝，历史上的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包含了众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共同体。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实践内容。
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今的国际政治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一场国际性的努力。在我们自己努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努力让别人也心悦诚服地理解中国的性质和身份认同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若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消除西方人习惯于把西藏、蒙古、新疆等地排除在他们习惯于认为的“汉人中国”之外的误解，从而正确地理解历史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有着特别悠久的历史，当下的中国是从历史上的秦、汉、隋、唐、五代，到宋、元、明、清等历代古代王朝延续、发展和变化而来的，这些王朝的历史无疑都与我们今天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息息相关。但是，我们既不能孤立地以历史上某一个王朝的地域、边疆、民族和语言、文化传统等，来对中国，特别是今天的中国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做出狭隘和片面的界定；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把其中的任何一个王朝，特别是那些非汉人统治的王朝，排除出历史中国的范畴。不管是唐代中国(Tang China)、宋代中国（Song China)，还是元代中国（Yuan China)、清代中国（Qing China)，它们都是古代中国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历史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总而言之，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汉人国家，中国人不等于汉人，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都有一个很长、很复杂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而于当下中国，我们不仅有Han Chinese，也还应该有Tibetan Chinese, Mongolian Chinese和Uygur Chinese等等，尽管他们过去的族属不同，但他们现在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汉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不同的民族认同之上，他们还共同拥有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与此相应，既然中国是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不是单一的汉族共同体，那么，我们理解和认同的海外华侨也不应该只是海外华人（汉人），而应该同时包括移居海外的其他中国少数民族的同胞们，如自中国移居海外的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同胞等等。这些侨胞们的祖先都曾经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是我们今天应当团结和友好相待的同胞。据笔者多年在海外生活时的观察，虽然这些海外同胞们或许曾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但这种差异并不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出现的，很多已移居海外好几代的侨胞对曾经的祖国和中华民族依然有着很强的归属感，他们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甚至比很多改革开放以来移居海外的华裔新移民更加深刻和强烈，所以，加强与他们的情感联系亦有助于在我们国内各民族百姓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了能够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间更好、更快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或有必要对历史和现实中的民族、边疆和宗教问题的理解和表述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我们应该突破汉族和少数民族这种截然二分和对立的话语方式，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成员，中国各民族人民在历史上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所以，今天在理解和处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时，我们都必须要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始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平等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石，也是载入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各民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任何民族都不应有特权，任何民族的正当权利都不能被限制。要依法保障各民族享受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同的义务，确保各民族平等权利是全面的、真实的、彻底的。大汉族主义要不得，狭隘民族主义也要不得。不能把欠发达民族地区当作发展的'包袱'，更不能把少数民族同胞当作'外人'”。唯有如此，当我们叙述和评价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所建立的朝代或政权的历史及其成就时，才不会仅仅从汉族本位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一切非汉民族均采取对立或者否定的态度，也才不会仅仅强调和维护汉人王朝、汉文化、汉族中心主义和汉族大一统理念的历史和政治意义。相反，我们必须同样正面和积极地认识和评价如北朝、五代、西夏、辽、金、元、清等非汉族建立和统治的王朝或政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和它们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成和发展的意义和贡献，自然和平等地把它们视为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例如，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蒙古、满族所建立的大元和大清帝国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所做出的重大的历史贡献，承认它们对于今日中国疆域范围的形成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至少毫不逊色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由汉族所建立和统治的王朝。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有力地回应和批判西方学者对这两段历史所作的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叙事，不拘守西藏、蒙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之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刻板的叙事和话语方式，明确西藏、新疆和蒙古之历史发展和加入中华民族的具体进程和形式都是不一样的。例如，藏族自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时代就与唐代中国有了十分紧密的政治文化联系，西藏自元代开始就已明确地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很多非汉族的族群先后加入，并主导和推动了中华民族今后的历史发展进程。
二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这一重大方略。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无疑为我们在西藏和西藏工作中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一个切实的着力点，是关系到我们如何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全面构建中国宗教的全新叙事方式和话语体系，以及如何使藏传佛教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新时代中国大国崛起相适应的问题。所以，它不但是新时代西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藏传佛教中国化”至今已经一年有余，可今天对如何理解和落实习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依然还是一个值得我们做进一步讨论和明确的问题。
笔者以为，我们必须首先明确的是，正如西藏是中国领土之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藏传佛教本身就是中国佛教之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它就是中国佛教的半壁江山，在中国佛教悠久的发展历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特别是自西夏开始，历经元、明、清三代，藏传佛教在中国的中原和西域地区均得到了十分广泛的传播，并于历代皇室宫廷和统治上层长期占明显的主导地位，不但曾经得到了这几朝统治者的推崇和积极扶持，而且其信众包括了藏、汉、党项、畏兀儿、蒙古和满等众多民族的百姓。从某种程度上说，藏传佛教是西夏、元、明、清时代的国家宗教，西藏喇嘛曾贵为帝师、国师，极受推崇，元代时享有“领天下释教”的崇高地位，所以，历史地看藏传佛教，它显然并非仅仅是藏族百姓独家所有的佛教信仰，它本身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宗教传统。
其次，我们也不应该把汉传佛教等同于中国佛教。毋庸置疑，汉传佛教是一种十分汉化了的佛教，以前西方人习惯于把汉与中国等而视之，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汉人的国家，所以习惯于称“佛教征服中国”（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或者“中国征服佛教”（Chinese Conquest of Buddhism），即把已经十分汉化（地方化）了的汉传佛教自然地等同于“中国佛教”。然而，当我们将中华民族确立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身份认同时，我们就不应该继续将内地等同于中国，将汉传佛教和中国佛教等而视之了。显然，汉传佛教并不是中国佛教的全部，它不能笼统地代表中国佛教，在中国不但同时还有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等其他佛教传统，而且，严格说来汉传佛教本身也不仅仅是汉族独家的信仰，它同样源自印度，在它自印度传入中原内地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中，又有很多非汉民族的西域佛教译师和高僧们曾为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各种佛教传统在“中土”的建立作出了辛勤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而汉传佛教的发展和对外传播最终还远远超越了当下中国的领土范围，它早已经是日本和韩国等民族和国家之佛教信仰的主体，汉传佛教早已如西方学界习称的那样是“东亚佛教”了。所以，今天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汉传佛教定义为中国佛教。进而言之，不管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今天我们都不能简单地把它们仅仅与一个单一的民族——汉族或者藏族——连结在一起，它们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信仰，它们传播和发展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佛教作为一种“世界宗教”，早已是许多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于今日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理解佛教之超越单一民族的世界性意义，对于我们今天贯彻落实佛教中国化这一任务的意义愈发明显和重要。
再次，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中国佛教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中，有着十分广泛和深刻的互动、交流关系，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互相分割。汉传佛教曾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源头，而当以新译密咒为主流的藏传佛教（密教）传统建立之后，它很快就传入了中原和西域地区，并对汉传佛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在西夏时代，汉藏佛教和显密佛教就已经紧密地圆融在了一起，我们很难将这两种佛教传统明确地区分开来。所以，我们可以给西夏佛教的一个最合适的称号就是汉藏或者藏汉佛教。与西夏佛教相同，历史上蒙古族和满族的佛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结合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种传统，也是一种典型的汉藏佛教。曾有美国佛教历史学者提出了“清世界主义”（Qing Cosmopolitanism)的说法，以此来回应和批评“新清史”学者把大清帝国截然地区分为一个“汉人的中国”和一个“内亚的帝国”的做法，他们以汉、藏、满、蒙诸民族于五台山共同实践的文殊崇拜等佛教信仰为例，说明蒙、满两个民族的佛教信仰从来都是兼容并蓄汉藏两种佛教传统的，显示出明显的“世界主义”倾向。这种所谓的“清世界主义”的文化倾向无疑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典型标志，它兼容并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传统，发展和形成一种包涵性更强的新的传统。总而言之，仅仅是汉传佛教或者藏传佛教，都不足以代表中国佛教，不足以涵盖中国各民族或者中华民族的佛教信仰，而汉藏佛教或者藏汉佛教无疑才是中国佛教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身份认同。所以，今天我们说中国佛教必须要强调汉藏和藏汉佛教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性质，重点突出汉藏佛教这一身份认同。
最后，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应，我们今天讨论佛教中国化或者藏传佛教中国化，要重视建构中国佛教界的共同体意识。正如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佛教同样也是一个由多种不同的佛教传统组成的共同体。除了汉传和藏传佛教之外，中国佛教同样还应该包括今天主要在中国西南地区传播和实践的南传佛教传统，而历史上曾信仰藏传和汉传佛教的蒙古佛教徒，目前亦正在发展出具有鲜明蒙古民族特色的蒙古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本身又都各自划分为许多不同的教派传统，所有这些不同源流、不同宗派的佛教传统之间有必要加强进一步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共同成为中国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实践将为“宗教中国化”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典范，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助缘和推动。
或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当我们谈论藏传佛教中国化时，我们必须明确这个“中国化”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如前所述，藏传佛教本来就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何以还需要“中国化”呢？这“中国化”的实际内容到底是指什么？又怎样才能使藏传佛教中国化呢？日前见到有西文媒体将藏传佛教中国化翻译成为“the Siniciz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即“藏传佛教的汉化”，这显然是一种明显的误解和歪曲。在当下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境下，国家强调的不仅是“藏传佛教中国化”，而是整体地要求努力实现“宗教中国化”的目标，此即是说包括汉传佛教和中国本土的道教等也需要实现中国化的理想。显然，国家的“宗教中国化”目标绝不可能是指使所有宗教“汉化”，而更应该是要使它们“中华民族化”。藏传佛教中国化作为佛教中国化和宗教中国化整体战略步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实践不应该是要把它“汉化”。若倡导藏传佛教中国化就是要将藏传佛教“汉化”，或者说将藏传佛教改变成为汉传佛教，这势必会打破汉藏两种佛教传统之间原有的交融和和谐的状态，以至引起汉藏佛教之间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引发巨大的灾难，这无疑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衷和努力背道而驰。无论如何，藏传佛教中国化绝对不应该是汉化藏传佛教，而是要使藏传佛教与我们眼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以及与新时代“中国梦”理想的实现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对藏传佛教的传承和发展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藏传佛教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佛教，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我们必须积极维护藏传佛教的延续和发展。近年来，藏传佛教为了适应汉地信众们的需要正在做出许多改变，它或将成为一种结合汉藏特色的佛教信仰。藏传佛教中国化显然有利于汉藏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亲和关系的培养，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特殊的贡献。
三
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的学者，近年来笔者自己积极倡导和推广“大国学”理念，专心学习和研究民族历史和宗教文化的一个深刻体会是，能否实现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理想涉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应当如何来看待少数民族语文和宗教文化传统？这是我们能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大关键因素，对它们的认识和处理妥当与否，是对我们能否实现中国梦理想的一大考验。
近几十年来，在风起云涌的全球化进程的猛烈冲击下，少数民族语文、宗教和文化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不是杞人忧天，我们的一些少数民族的语文和宗教文化传统确有可能会在短时期内彻底消失，就像许多汉语方言和很多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汉族文化和宗教传统已经开始消失和不复存在一样。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包括大汉族主义，与此同时，我们亦应该倡导“大国学”理念，维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积极支持各民族都尽可能地保全和传承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优秀文化传统。试想几十年后，如果中国的少数民族语文及其优秀文化传统都毫无意外地变成了亟待抢救的“冷门绝学”，那么，在这全球化背景下的急速转型期中，它很可能会引起很多不理性的反弹和对抗，从而严重影响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努力，影响新时代中国梦理想的尽快实现，而且中华民族原本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将会变得单一、乏味，光辉灿烂、交相辉映、美美与共的盛景不复存在，这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是背道而驰的。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想方设法在各民族之间积极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同时，如何做到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各民族的语言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我们在更好地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神圣职责的同时，还应尽可能地维持和改善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这也是我们必须勇敢承担的一种责任。就笔者近年所接触和了解的民族语文教学实践而言，发现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对其本民族语文的学习和掌握很不理想，造成这种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的民族语文教学很不理想，长此以往，它将对民族语文和宗教文化的传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是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去除任何形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行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绝不是要求我们去除各民族独有的语文和文化传统，不是要去除各民族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相反，它应该是要令各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或者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坚守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下，各民族都应该努力保全和传承自己的语文和文化传统，颂扬自己民族的优秀品德、特性，为自己优秀的民族语文、历史和文化传统自豪，这些都不应该被理解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各民族百姓积极树立、传承和发扬各自优秀的文化传统，使它们成为中华民族百姓共同喜爱、欣赏和传承的美德和传统，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道。与此相应，我们对“国学”和中国文化的定义也必须突破汉学和汉族传统文化的藩篱，它们必须同时包括全中国各族人民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必须与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相适应，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相一致，我们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时不应该仅仅致力于对外传播汉族文化，只教授汉语文，而应该教授和传播中华民族各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这对于在海外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彰显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身份认同，铸牢广大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极其重大和积极的意义。
在过去的一年中，于中国的网络媒体上出现一个瞬间红遍全国且持续升温的“丁真现象”，这值得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藏族小伙丁真（bsTan ’dzin）身上所凸显出的纯真、阳光、善良和时尚，令人耳目一新，得到了全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欣赏和推崇，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是，如果我们并不是自然、平等地把丁真当作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依然只是在丁真身上尽情发挥我们内部东方主义（Internal Orientalism)式的想象，在丁真身上寄托我们自己对人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期待和理想，而不把他作为与我们休戚与共的兄弟姐妹，不把他身上凸显出来的那份纯真和美德化为全中国人民的理想追求，化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气质，那么，我们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理想将依然只是一句空话。丁真应该不只属于藏族，他是属于中华民族的，甚至是属于全世界的，我们应当以世界主义的境界和情怀，来欣赏、赞美和发扬丁真的美好，将丁真所代表的一切美好的东西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