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左一）与毛泽东
章士钊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青年时，章士钊赴武昌两湖书院求学，结识了同学黄兴，后参与组织华兴会并辗转多地开展反清革命。
1917年，章士钊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在他的推荐下，李大钊、杨昌济也来到北大任教。1918年，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任北大图书馆馆员，并与章士钊相识。1920年夏天，毛泽东为组织湖南学生赴法留学经费一事求助章士钊。同为湖南人的章士钊热情帮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其中一部分用作赴法留学生的旅费，另一部分由毛泽东带回湖南，用于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章士钊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1922年，受周恩来之托，章士钊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到德国，支持周恩来在欧洲的革命活动。
1927年初，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由于李大钊当时工作居住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奉系军阀当局暂没有动手。章士钊专门让夫人吴弱男去苏联使馆，劝李大钊出国躲避风头。后来，张作霖派人冲进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得知这一消息后，章士钊立即找到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称李大钊名闻中外、深得人心，言辞恳切地奉劝奉系不要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杨宇霆闻之悚然，乃向张作霖进言，认为李大钊为著名学者，建议保住李大钊性命。张作霖一度对杀害李大钊动摇迟疑，但最终仍决定组成特别法庭，判处李大钊绞刑。噩耗传来，章士钊悲痛不已，作诗悼念：障尘何微微，朝夕通其辉。人生各有托，君去独不归。青林有蝉响，赤日无鸟飞。裴回东南望。双泪空沾衣。李大钊牺牲后，章士钊与夫人吴弱男前去慰问李大钊的家属，后来还组织募捐赡养他们。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谈。双十协定签字后，毛泽东因事留在重庆。章士钊深知蒋介石的阴险，在手心写一“走”字，提醒毛泽东走为上策，劝其速离险境。
1949年3月至4月，章士钊与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刘斐等组成代表团抵达北平，代表南京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等选择了留在北平，留在革命的阵营。后来，章士钊前往香港，劝说程潜、陈明仁在湖南和平起义。
1949年9月，章士钊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1960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章士钊搬进北京东城史家胡同51号院。1963年，毛泽东和自己的英文教师、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闲谈中忽然说起1920年向章士钊借款两万银元的事。他说：“你回去告诉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10年还完两万。”没过几天，毛泽东果然派人送来了两千元。
章士钊十分不安地对章含之说：“主席当真还债了。你下次去主席那儿教英文，就说我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
当章含之把父亲的话带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笑了：“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帐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章士钊因病住院，毛泽东问章含之，2000元送到没有？章含之说，当年说10年分期偿还，去年是最后一年，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元已经还清了。毛泽东说，怪我没有说清楚，这个钱是我给你们那位老人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就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