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董必武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作为曾经的同盟会元老，从两次国共合作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董必武以丰富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为推进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争取光明的前途，重庆谈判之后，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继续参加国共谈判，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和平民主、制止内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与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广泛深入的接触，主动拜访黄炎培、张澜、陶行知、李公朴等社会知名人士，向他们阐明中共的方针政策，交换对召开政协会议的意见，在重大问题上统一认识、协调行动。
解放战争时期，董必武与周恩来在南京
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后，董必武与周恩来等率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入驻梅园新村，继续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
就在代表团住房周围不到一百米的范围内，国民党反动派设立了十多个特务据点。这里面有中统、军统的联合指挥所，有特刑庭的侦讯室，有伪首都警察厅厅长的“公馆”……前后左右，门对门，窗对窗，虎视眈眈的对代表团进行严密地监视。特务专用的摩托车、吉普车、小轿车停在附近的街头巷尾，随时准备对代表团跟踪盯梢。化装成“摊贩、鞋匠、算卦先生、三轮车夫、卖报纸”的特殊人物，也日夜在周围窜来窜去。正如郭沫若当年目睹的：“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然而，周恩来、董必武处之泰然，犹如梅园三十号庭院中那两棵昂首挺立的翠柏，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地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梅园三十号门首加盖了小楼，围墙增高了一半，以阻挡敌人的窥探。代表团开会时，放下窗帘，并在窗外台阶上放着一架收音机，高声播送延安新闻，以扰乱敌人的视听。
在那些日子里，美国为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用飞机、军舰把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往内战前线。董必武与周恩来一道，用确凿的事实，揭露美国利用“调处”之名，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阴谋。
1946年6月，蒋介石调动一百多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又进攻苏皖边区。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民主人士对我党能否击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缺乏信心，对和平谈判的前途表示忧虑。董必武总是和周恩来一道，满怀胜利信心地和他们交谈，依据毛泽东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样子看起来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它背信弃义的进攻，撕毁了亲手签订的协议，暴露了自己的狰狞面目，从而陷入了空前孤立，它在军事上的所谓“优势”是暂时的。对于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谈判斗争，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是有决心的，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打，对于胜利，中国共产党是有信心的，最后胜利肯定是属于人民的。
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下关惨案”，用法西斯手段，殴打从上海来南京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的请愿代表马叙伦等。董必武闻讯后，与周恩来一起深夜两点多钟赶到医院，慰问受伤的代表。周恩来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这使在场的许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单方面召开伪国民大会。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和平谈判的罪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于11月19日返回延安，董必武继续留在南京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曾说：“我们很快就要回到延安去了，但是，我们肯定是要回来的。回来，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请回来，国民党打的一败涂地，必定要再次请求谈判。再一种就是我们打回来，后一种可能性要大的多。”
周恩来返回延安后，董必武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努力保持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联系，同时重视做好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国民党军官的工作，有力推动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不断发展壮大。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撕毁了和谈假面具，下令中共代表团驻在上海、重庆、南京三地的全部工作人员五天内撤离。
1947年3月7日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同志离开南京时，各方面的代表都来送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对董老说：“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董必武同志爽快地答道：“两三年以后我们就要到北京去了，到那时候我们要来接你了，你就要变成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