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西藏近代史研究有着特殊的兴趣，那一个个历史人物总在脑海里浮现。在这段历史中，可能感触最深的就是龙厦其人其事。有学者评价龙厦时提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往往并非如此简单，非黑即白，而往往界限不清，需要我们用确凿的史料去仔细研究、鉴别，才能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
龙厦 多吉次杰（1881年—1940年），出身名门，博学多能。早年步入仕途，曾任为噶厦的仔本（四品官）及盐茶局负责人。据说，他和同事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有消息说数年以后，噶厦所有粮库都已装满。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此十分满意，亲手赏给龙厦一尊饰有纯金冠顶和耳环的观音菩萨像，并为他祝福说：“愿你世世代代得到观音菩萨的保佑。”
图为龙厦与四个学生的留影（图片由喜饶尼玛提供）
1913年，龙厦奉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率门冲 钦饶贡桑等4名贵族子弟赴英留学。龙厦在国外开阔了眼界，回藏后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影响很大。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他几乎是有求必应，不久便将其提升至藏军总司令。在十三世达赖圆寂后，他活动频繁，秘密组织了“吉求贡吞”（即“求幸福者同盟”），企图效仿西方的议会制，主张“通过选举组成噶厦的成员，以改善噶厦的职能和效率，别无他图”，并认为政府的决策应由全体官员用会议方式进行，不得由少数人任意支配等。此举泄密后受到西藏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以召开会议为名，将其诱捕。噶厦调查审讯团指控他是“亲苏分子”“想在西藏搞十月革命”“谋害噶伦”，企图毁灭宗教。最后处以剜目之刑。有证据表明，热振呼图克图曾表示，“审阅噶厦报告时……噶伦赤门为首的几位噶伦等人串通一气，一再强调必须逮捕龙夏，当时我初出茅庐，缺乏经验，孤单一人，不由自主地同意了逮捕意见，本想向龙夏透个消息，告诉此事，因校他们围困，不要说向他透露消息，连个口信都无法捎出。”在剜去龙厦双眼的文书呈给热振时，热振没有签字。
当时中央政府派往西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专使黄慕松（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到西藏时，正遇西藏乱事。为息事宁人，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龙厦曾试图“拒绝中央大员入藏”。
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图片由喜饶尼玛提供）
加之，龙厦还曾经于1913年到过英国。在伦敦期间，他不仅学会了英语，还先后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考察那里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等。于是，“龙厦事件”被后人认为是亲英分子的未遂政变。细究历史，可以看到龙厦与英国人是不相容的。他“虽然年纪轻轻，但龙厦毫不畏惧英格兰人或英国人，并且不会让他们决定和控制他所认为的对西藏政府有益的事情”。早在他赴英期间，无论在加尔各答，还是在伦敦，“都竭力同中国人进行私下接触”。在英国陪同的古德甚至致函贝尔，要他劝告达赖喇嘛召回龙厦。因此，他受到英国特务机构的监视，也就在所难免了。英国的“西藏通”柏尔、黎吉生等人也认为他“明显反英”，对他种种不听命于英国人的做法十分反感，认为他诡计多端，当时，极力指责西藏地方政府亲英的班禅驻川代表阿旺敬巴以及后来担任班禅堪布会议厅秘书长的刘家驹等也认为他虽然到过英国，但与英人没有什么关系。
最有说服力的一件事发生在1939年。当时，吴忠信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长的身份，到拉萨主持达赖喇嘛转世事宜时，曾专门派随员朱少逸去看望龙厦，送去了一匹绸子和一箱上等砖茶。
图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西藏（图片由喜饶尼玛提供）
龙厦悲喜交集，老泪纵横。他抚摸着这些礼物说，“今委座以中央大员来藏主持藏事，彻底解决，尚非难事。西藏无疑的为中国领土之一，中国如欲保存领土，则解决藏事在今日不容再缓，否则十数年后蔵局即不可收拾矣。”并派儿子吾金多吉向吴委员长还礼，其礼品是：一尊高30多公分的铜镏金白度母像，一尊高20多公分的释迦牟尼像，一卷五色氆氇呢和一条阿喜哈达，以示谢意。
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看到黄慕松是龙厦“亲英”的始作俑者，但其实他手中并无实据。我们在黄慕松的日记中发现其所记龙厦的改革方案里，有“与中央和好”“对西康不再用兵”的说法。龙厦在与中央代表刘曼卿以及后来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随员朱少逸的谈话中都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内向之心。1925年以后，十三世达赖晚年心向祖国，与他视为心腹的龙厦是很有关系的。很显然，“龙厦事件”并非亲英分子的未遂政变，而是西藏地方少数社会改良主义者错误地估计形势，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搞的一次错误的行动，其失败最终是不可避免的。“龙厦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之封闭及统治阶级极力维持现状，而对新思想之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