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以其独特的自然风貌与别致的人文现象，或者说空间上的距离感与心理上的神秘感，在当下普罗大众的普遍表达中，有着抽离现实生活、剥脱物欲追求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色彩的标签化的象征意味。
在社交平台晒一张碧空如洗、雪峰奔涌，面对冈仁波齐双手合十的照片，与晒一张定位巴塞罗那，透过杯盘恰能看到蔚蓝的地中海，并云淡风轻地点评“近年的冬季红虾，似乎口感不如2010年的纯粹”的照片，两者的潜台词并无二致。
那是岁月静好，是生活在别处的意象，是诗与远方。
但是，当人们习惯于登上飞机就能便利地抵达拉萨，所纠结的不过是多带或少带一件冲锋衣以及防晒霜防晒指数的高低，不少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知名学者、格萨（斯）尔研究专家降边嘉措的纪实文学作品《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从历史的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这是一部非常值得细读的好书。
解放西藏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大陆的最后一役。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第18军、云南军区第126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从四川、云南、青海、新疆四个方向挺进西藏，完成昌都战役和挺进阿里后，促使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首都北京，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1951年5月23日，与中央人民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因协议全文共17条，简称“十七条协议”）。根据协议，1951年10月26日，张国华率进藏部队进入拉萨，随即，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全境，至1952年7月17日18军52师154团进驻亚东，新中国1/8国土面积抵定，中国西南4000公里边境从此设防。这是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0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将帝国主义势力完全驱逐出祖国大陆。
解放西藏、进军西藏是彪炳史册的千古伟业。但鲜为人知的是，其过程的艰苦卓绝竟超过了长征。因而，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将之称为我军的“第二次长征”。
这个过程，艰难得令参加过长征、三过草地的老红军战士崩溃大哭，令正值青春芳华的女兵因在严冬不断泅渡高原冰河而失去生育能力，令6名战士为探一段山路连续牺牲……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无不筚路蓝缕，胼手胝足，有的甚至痛失骨肉。
作者降边嘉措于1950年6月不满12岁时，在家乡四川甘孜巴塘加入进藏部队。此后他亲历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接触了周恩来、十世班禅大师、阿沛 阿旺晋美、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李觉、天宝以及无以数计的为西藏工作鞠躬尽瘁的人们。
解放西藏、进军西藏的意义实在太过重大深远，历程实在太过艰辛复杂，有关文史资料实在太过卷帙浩繁，不深入研究难窥全貌。降边嘉措历10余年，访数百人、理千卷书、行万里路，完成《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一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首次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系统全面、层次分明地全景式、立体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可贵的是，作者在叙事中，用了最平实的语言，讲了最悲壮的故事。那是为了解放西藏，数万人如何放弃鱼米之乡的烟柳繁华，舍身高原的故事；
那是数万人人均负重70斤徒手翻过几十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一天之中11次追悼逝者依然顽强挺进的故事；
那是粮药殆尽、减员过半，惨烈不啻长平之战的坚守不退中，迎着大年初一的旭日，拼着生命的意志面东高喊“祖国，新年好！”的故事；
那是挣扎着行进在高原风雪中，数万驮畜倒毙，鹰鹫饱食过度，以至无法为牺牲的藏族同志举行天葬仪式的故事……
更可贵的是，作者没有落入宏大叙事的俗套，而是把对形形色色的人进行细致入微的描摹——包括领袖、将军、士兵、高僧、专家、权贵、大贾、工人、牧民，包括他们的遭遇、抉择、言语、行止、服装、餐食——与恢弘的历史背景和同期其他历史事件以蒙太奇手法进行反复穿插，这样的叙事方式，使得7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形成了具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奇妙地产生了观看一部大气磅礴、剪辑精湛的纪录片的即视感。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其中，主要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海德格尔也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断言，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谈到，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还在《致路 库格曼》里提及历史进程中“偶然性”所起的作用时指出，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类“偶然情况”。
本书正是以高超的叙事手法巧妙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范例。朴素的文字和以人为本的叙事视角相结合穿插历史背景的架构，不仅如实地还原了解放西藏、进军西藏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全貌，而且也塑造出了参与其中方方面面人物的生动形象，令叙述具足强烈的历史纵深感，使这段历史成为了有血有肉有温度的情感聚集，让人沉浸其中，不忍释卷。
例如，在谈到解放西藏、进军西藏的谋划时，作者对杰出战略家、策略家、政治家毛泽东的一系列描写，精彩至极。
书中写道，早在1949年2月初，仍在河北西柏坡的毛泽东与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可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已在考虑解放西藏。
在当时，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美苏冷战不断升级，比起与中共建立同盟关系苏联更重视自身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美国操弄下的朝鲜半岛战争一触即发，印度不断蚕食我领土，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想着反攻大陆，西藏地方政府到处寻找境外势力支持，国民党残兵、特务、流寇、土匪在大陆作乱不已，国民经济基本崩溃……
此时考虑解放西藏，似乎并不是最好的时机。但毛泽东在1949年11月下旬电令西北局、西南局做好进军西藏的准备。12月初赴苏联面晤斯大林时，毛泽东在火车上就于电文中明确指出“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1950年1月2日凌晨4时，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在1950年所做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签发部署解放西藏事宜至关重要的一份电文。其中，有个不为人知的细节：这份近700字的电文，毛泽东一气呵成，只修改了几个字。足见关于解放西藏，毛泽东思虑已久，成竹在胸。
此后，按照毛泽东的规划，1950年3月7日，18军在乐山宣誓，誓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10月6日昌都战役打响，24日胜利结束。就在昌都战役结束的第二天，10月25日，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美援朝开始。无法想象，倘若当时在西南、西北近中国1/4的国土上，没有毛泽东提前部署的一系列行动，历史又将会是怎样的走向。
毛泽东还事先明确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作战”“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等后来在解放西藏、进军西藏实施过程中被反复证明极为重要与正确的原则。毛泽东精准的政治判断、超前的战略谋划、高远的眼光格局令人由衷钦佩。
1951年5月23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中南海勤政殿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书中记载了协议签订前的一个细节，由于此前双方对协议内容的分歧较大，毛泽东预见到谈判过程必然艰难，5月1日，在谈判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阿沛 阿旺晋美和李维汉时对他们说：“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要商量着办。”时至21世纪，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原则，在处理类似问题时进行了成功的实践，相信在未来，这一原则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依然会发挥重要作用。
进军西藏，可歌可泣。
在中央决定18军担任入藏任务之前， 18军军长张国华已经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主任，政委谭冠三则被任命为自贡市委书记。18军是刘邓麾下能征善战的英雄部队，张、谭都是上世纪20年代就参加革命、走过长征、身经百战的优秀将领。当时，18军刚取得成都战役的胜利，部队喜气洋洋地从川西向川南较富饶的泸州、宜宾地区开进，准备在那里驻防、休整、开展工作，一批中高级干部将参加或即将参加地方工作，许多人已经做好了安家准备，感到可以喘口气了。然而，一纸军令，改变了18军所有人的人生。
在率18军进藏的过程中，由于条件艰苦，张国华最疼爱的不满3岁的小女儿难难因病去世，18军指战员们都说，难难是18军进藏牺牲的第一个生命；谭冠三的夫人李光明两次流产失去了生育能力。但他们将个人的不幸和痛苦深深埋藏在了心里，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力，义无反顾地带领着这支英雄的部队向着西藏进发。
书中用了很大篇幅来阐述这样一个事实：在党中央决定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同时，制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不仅毛泽东多次以口头、书面方式进行明确指示，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也多次代表中央阐述这一方针。朱德说，“西藏问题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不得已时才用兵”，刘少奇指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同达赖集团谈判”。为了达成这一愿景，众多藏传佛教界高僧大德，包括喜饶嘉措大师、格达活佛、夏日仓呼图克图等为之倾注的心血乃至生命不应被遗忘。
其中，甘孜白利寺第五世格达活佛学识渊博，慈悲廉明，不到26岁就获得了甘丹寺格西学衔。他热衷帮助穷苦群众，深受当地各族群众尊敬爱戴。早在红军长征过甘孜时，他就认定只有跟着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走，人民才能从苦难中得到解救。他积极帮助红军，甚至在红军离开甘孜继续北上长征、国民党回到甘孜进行大屠杀时，他冒着巨大风险，劝阻屠杀，转移了数以千计的红军伤病员。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邀请格达活佛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6月，毛泽东、朱德联名电邀他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本可以赴京安享荣耀的他，为了汉藏民族团结、西藏和平解放、促成祖国统一，毅然要求前往当时政治斗争异常复杂残酷的拉萨面见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活佛进行劝和。他说，“万一出事也是光荣的”“谁杀害了我，老百姓就会反对他们，就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他还嘱咐白利寺的堪布要全力支持解放军进军西藏，“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就照样干下去！”后来，格达活佛被阻昌都，趁他前去昌都电台时，在那里工作的英国人毒杀了他。格达活佛为和平解放西藏献出了高贵圣洁的生命。
这样的奉献与牺牲在当时非常普遍，各地各界各族人民自发地用自己的方式支持解放西藏、进军西藏。例如，德格土司夏克刀登家的差民、当时19岁的曲梅巴珍通过接触发现，解放军是真正来帮助藏族老百姓的人。于是，她用自己朴实的方式表达出了对解放军最真挚的热爱与信任。在帮助进藏部队运输炸药时，为保护炸药不被淋湿，她和小伙伴一起把铺盖、藏袍全盖在了炸药包上，两个小姑娘穿着单薄的衬衣，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的雪山上抱着牦牛捱过一宿。昌都战役时，她又坚决要求参加担架队，是12位担架队成员中的唯一女性，冒着枪林弹雨很好地完成了救护伤员的任务。
而更多的老百姓在帮助了进藏部队后，没有留下姓名。有一次，18军指战员在过冰河时，一匹马连带驮物被河水冲走，一位赶着骡帮路过的藏族百姓毫不犹豫跳进冰冷湍急的河水，连马带东西一起救了回来，大家想给他报酬，但他表示早就听说解放军是来帮助藏族人民的，不能让解放军受损失，坚决推辞后赶着骡帮就走了。
有一位藏族向导，在部队冒着冬季严寒、狂风暴雪翻越海拔6300多米的碧如大雪山时，亲眼目睹为了探路，不到2小时连续牺牲了6位解放军战士后，毅然要求接力探路，凭着勇气、智慧与经验终于为2500多名指战员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有一位藏族老百姓，在尚未解放的阿里地区，冒着风险，抢救了迷路在藏北草原、奄奄一息的新疆军区先遣连战士杨天仁，精心护理，待他身体恢复后又送回部队……
进藏部队之所以能到处受到老百姓不遗余力的支持和拥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部队严格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十七条协议”。书中一个细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时，部队要求指战员们经过“玛尼堆”时，只准从左边走，只能往上添石头不能拿石头。有人说，几千米高的雪山上连个人都没有，何必在意这些形式。当即受到王其梅的批评，他严肃指出，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是装样子给人看的，不管有人没人，都要自觉去做，绝不能打折扣。后来，部队翻越海拔近5300米的夏贡拉山时，在没有人烟的山顶垭口，遇到了“玛尼堆”，大家无一例外从左绕行，使阿沛 阿旺晋美等藏族人士深受感动。
此外，当时的西藏，实行的还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了99.7%的土地，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上百万农奴在繁重的劳役、残酷的刑罚中苟延残喘。当时流传在农奴中的歌谣说：“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形象地描绘了农奴生不如死的生存境地。
进藏部队中，大部分指战员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他们深切同情受苦受难的西藏人民，真正把他们当作亲人来尊重和关心，热切渴望把他们从深重的苦难中解救出来。这种发自内心的在乎从上至下一以贯之。部队组织藏语班，大家本以为张国华、谭冠三等领导同志参加只是一种表态，做做表面文章，没想到，他们是真学真用，不仅感动了藏族老师，也为战士们带了好头；在医药不足的情况下，部队为穷苦群众免费送医送药；为了不给西藏百姓添负担，指战员们宁可忍受着缺氧状态下的长期饥饿攀登雪山，也不打老百姓仅有的那点食物的主意……
在四路进军西藏以及修筑康藏、青藏公路的过程中，解放军用真情感动了当地人民，忠实践行了党中央、毛主席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作战”、邓小平“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的要求。而这一切，是进藏部队在处境极其艰难、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做到的。他们依靠对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与忠诚，依靠坚定的党性和必胜的信念，最终不辱使命将五星红旗插到了喜马拉雅山上。
进军西藏有多难？据不完全统计，仅18军进藏过程中，平均每前进1公里就要失去一位战士；仅从昌都到拉萨，1150公里的距离，横亘的雪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14座，6000米以上的4座。这段路18军行军56天，没吃上一顿饱饭，没一天不缺氧。许多战士因为缺氧等高山病牺牲在路上。眼睁睁看着战友倒下却无能为力，战士们感到憋屈，他们说，面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可以冲锋陷阵，就算牺牲也痛快，但缺氧这个无形杀手看不见摸不着，无时无刻威胁人的生命。
谭冠三的夫人李光明是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曾三进草地，战争环境中失去过两个孩子都没有流泪，但面对进军西藏途中，战友在工作中突然去世的情景，却忍不住在谭冠三面前失声痛哭，因为她感到这次行军实在太难了，比长征都难，已经超过了人的极限。
进军西藏的过程是艰苦惨烈的，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顽强拼搏才是主旋律。其中，1950年8月1日从新疆出发，担负进军西藏阿里先遣连任务的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连经历的一切就是昂扬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光辉诠释。
当时，由团保卫股长李狄三以团党委代表身份率领这支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7个民族，139人组成的队伍挺进阿里。他们翻雪山、修工事、接济百姓，奉命坚守自然条件恶劣的阿里扎麻芒波8个多月。补给运输困难得难以想象：从新疆出发的物资，能运到阿里的不到1/10，由1700多头毛驴和牦牛组成的运输队，翻过昆仑山，就只剩1人2牛带着1.5公斤食盐和7个馕抵达目的地……粮食吃完了，他们就靠打猎、吃马料为生；鞋服破损了，他们就靠粮食口袋、野兽皮御寒……因严重缺氧等原因，全连63人牺牲在了阿里。
李狄三在病重卧床甚至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超人的意志力坚持工作、鼓舞士气。他满怀豪情地鼓励大家，“就是断了这口气，也要笑着离开人世！”“请党员同志们记住，笑，是党赋予咱们临死前的最后一项任务……”他誓言：“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坚持到底，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把红旗插到噶大克！”在“十七条协议”签订5天后，大部队终于到了，李狄三在得知西藏已经和平解放后含笑离世。西北军区为该连全连139名官兵各记大功一次。一次为一个建制连所有官兵每人记大功一次，在我军历史上直到今天，仅此一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西藏、进军西藏的成功，既是西藏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十年中，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一跃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前奏和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引领新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的缩影，客观上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能”。
见微知著，睹始知终。从解放西藏、进军西藏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秉持了什么奇怪理念的政党，而是真正关心、在乎人民，真正把人民放在最重要位置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将“观天之道，执天之行”“顺乎天而应乎人”等中华民族5000年的执政智慧结晶、及时总结的实践经验与马克思主义不断融会贯通，找到了对于中国来说最合适、最正确的施政方略与发展道路，并且随着时代进程不断予以修正。不仅成功祛除“病灶”，令曾经被沉疴旧疾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中国恢复了健康，而且从不讳病忌医，以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决心，勇于直面问题，不断及时治愈“病变”，保持了组织的先进性、队伍的纯洁性，保持了中国的筋骨健全健康。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从解放西藏、进军西藏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是什么奇怪的族群，他们只是坚信实现最多人的幸福富足比仅仅达成个人的物质享受更重要。他们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尤未悔”的信念，即便为之奉献生命也在所不惜。毛泽东曾说，“去西藏，对个人来讲，一点好处也没有，但大有益于国家民族。”“是共产党员，要举起手来到西藏去。谁叫你们是共产党员！”他们舍弃安逸，毅然走向青藏高原，踏上为西藏各族人民谋幸福的伟大征程。有句藏族谚语说：“口说如水泡，实践似真金。”老百姓正是从党员们的言行举止中认识和认同中国共产党后，才选择拥护党、跟党走。广大党员正是凭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实际行动，团结了最广大的中华儿女的力量，向着更美好生活的目标共同奋斗。万众一心的努力正是中国的筋骨日益丰盈强健的根本原因。
因此，“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觉遵守政策纪律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既是解放西藏、进军西藏过程中为之流血、牺牲、奉献的所有参与者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主、国富民强历程中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延续丰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驱动力之一。
精神的承续与发扬，也让本书拥有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和直抵人精神世界最柔软处和最骄傲处的感染力。它能鼓荡起每一个中国人心底里最灼热的奋斗热情，它能激扬起每一个中国人胸臆中最崇高的爱国情怀。
2020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此时重读《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又多了数重现实意义。
在猝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有人说：“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成了一座山。”这种逻辑不全、只说事物一个方面的悲观主义论调在举国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恢复经济之时放出，不是傻就是坏。它理应有后半句：“即便是一座山，分到14亿人肩上，就成了一粒沙。”人生路上，困难无数，何必事事等着别人替自己负重前行？人间值得，即便平凡如微尘的每一个普通人，只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认认真真扛起那1/14亿的责任，把自己活成一座山、一棵树，为更弱小者遮风挡雨，就是了不起的英雄，那才是焕发光彩的生命应该有的样子。就像进藏部队中，许多战士是如此年少，在今日此时看来，他们只不过是孩子，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他们也不是天然就更能吃苦，但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与幸福，为了国家大局，他们在本该向父母尽情撒娇的年纪，用尚显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沉甸甸的国家责任。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往昔如此，今朝亦然。只有每一个人都努力一分，中国的筋骨的强健才能更添一分。
天道悠悠，逝者如斯。
十年饮冰，热血难凉。
近70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辱使命，在全国人民的鼎力支持下，完成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第二次长征”，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
近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地球上留下了永远的红飘带，完成艰苦卓绝的长征，为新中国的诞生保存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近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而今，正阔步走在强起来的大道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累计已有8亿多人脱贫，尤其是从2012年末至2019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从9899万人减少至551万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而今的中国，强健自信，屹立东方，和平崛起，计利天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今日中国强壮有力的筋骨并非天成，一切伟大成就都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所有满怀爱国忧民之心、满腔舍身报国之情的优秀儿女矢志不渝、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这是一条薪火相传、奋发图强的长征路。
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这是中华民族永远在路上的长征。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在奋发图强的长征路上，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不要以为自己泯然众人就轻易放弃奋斗的精彩，因为即便是一粒微尘，也能不负存在，折射出太阳的全部光辉，迸发生命的华彩，生而为人，又怎能负了韶华、负了时代。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实现，中华儿女应接续奋斗，一个也不能少！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中华儿女将共享荣光，一个也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