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13岁时离开安徽太湖老家，到上海求学，就读于东吴大学附中，后考入东吴大学。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因缘是从同学梅达君开始的。梅达君，安徽宣城人，在学校读书期间，就与中国共产党有所接触，他经常向赵朴初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还给赵朴初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抗战开始后，赵朴初在上海从事援助难民的工作，焦明、朱启銮、周克等一批共产党人，进入难民营协助赵朴初。共产党人救国救民的进步立场，铁肩担道义的坚贞骨气，令赵朴初非常敬重。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更是心久仰之。
初识周恩来
1946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工委在上海马思南路设立周公馆。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于7月从南京来到上海，下榻周公馆。也就是在此时，赵朴初见到了十分仰慕的周恩来，对其非凡的举止、才智和精神由衷敬佩。
早在1946年4月，王若飞、叶挺等人乘坐的飞机失事，上海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原定在中国科学社举行的悼念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取消。赵朴初灵机一动，假借佛教会名义在玉佛寺以超度亡灵的形式举行，由马叙伦主祭，黄炎培、陶行知等致悼词。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特务暗杀，赵朴初再度以佛教会名义在静安寺组织举行公祭活动，周恩来、邓颖超等千余人参加，并对这个温文尔雅、被人称作“赵朴老”的赵朴初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8年，赵朴初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潘汉年等的直接领导下，接收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援华物资，将许广平等民主人士送往香港，为解放区购买大量的物品，收容上海难民，为上海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
应邀参加新政协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筹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过去与旧传统、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宗教，在新的社会如何处世立足？
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人员名单中，宗教界作为一个单位参加，其中赵朴初作为佛教界代表参加，这也让赵朴初更加感到身上所承担的佛教改革的重任。1949年9月，赵朴初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住在六国饭店。赵朴初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从年轻时开始茹素，这次进京开会，担心饮食不便，还与夫人陈邦织说到准备吃“肉边菜”。这天，赵朴初进入餐厅吃饭，当他在签到簿上签名时，工作人员说：“您就是赵朴初，这边有素席。”原来，细心的周恩来专门打过招呼，为赵朴初安排了素席。这样一件极小的事情，让赵朴初对周恩来敬佩不已。
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宗教界代表讨论了《共同纲领》等三个文件。在《共同纲领》里，确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赵朴初表示非常满意并坚决拥护执行。1950年5月5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召开第二次座谈会，赵朴初参加了会议。组长陈其瑗传达了周恩来对于宗教问题的指示：“我们的政策，是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府与宗教的合作，在于政治上一致，而不求思想上的一致，各宗教应在教言教。”
新中国成立初期，赵朴初在上海任华东局民政部副部长，开展赈济水灾活动，经手的钱财无数。在三反运动中，赵朴初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但结果证明他两袖清风，没有一笔糊涂账。周恩来一直关注赵朴初的情况，当他知道此事后，称赞说：“赵朴初真是国家的宝贝呀！”他打算把赵朴初调到北京做民政工作，但赵朴初认为，自己在宗教工作中更能发挥特长，这也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许。
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
1952年11月4日至5日，赵朴初等20位全国佛教界著名人士发起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决定由赵朴初、柳霞·土登塔巴、丹巴日杰、巨赞、周叔迦、李一平、郭朋等人组成中国佛教协会筹备组，赵朴初担任筹备处主任。
《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是由赵朴初主持起草的，章程草案中没有规定会员制。赵朴初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草案呈报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审阅，又经李维汉部长呈报毛主席批示同意，赵朴初在《关于中国佛教协会发起经过和筹备工作的报告》中阐明了中国佛教协会不设会员制的原因，他指出：“中国佛教协会所联系的既是全国各地佛教徒，它在佛教四众中所起的作用应当是全面的、普遍的，而不应当对佛教四众在名义上、权利上或义务上加以区别。因此章程草案中没有会员制的规定。”从那时起，中国佛教协会不设会员制一直沿袭至今，各级佛教协会历来也不发会员证。
经过半年的筹备，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西北、西南、东北、华东、中南、内蒙以及西藏和云南边境地区，包括汉、藏、蒙、满、苗、维吾尔等多个民族的活佛、喇嘛、法师、居士代表1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赵朴初作《中国佛教协会发起经过和筹备工作的报告》，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和有关决议。从此，中国佛教协会作为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徒的联合组织诞生了。
参与新中国首部《宪法》修订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20次会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不久，又成立宪法起草小组，由毛泽东挂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为组成人员。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踏上了南下去杭州的列车。途中，毛泽东就对随行人员提出明确要求：“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
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率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人乘专列抵达杭州。这些小组成员中，就有赵朴初在内。
赵朴初作为“宪法草案讨论新编直属小组”第三组（无党派民主人士、宗教、少数民族）组长，直接参与宪法的讨论、修订。其中第三条第三款“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一条，赵朴初删除“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几字。他认为：改革“宗教”可以，改革“信仰”则不妥，并且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已有规定。后经毛泽东与其他小组成员商议，同意赵朴初把“和宗教信仰自由”删掉，改为“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从1954年3月23日至6月11日，在经过历时81天的讨论和修改后，宪法草案提交全国人民公开讨论的条件已经成熟。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
1954年6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赵朴初在喜悦中创作的《我参加了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长诗：
我参加了宪草初稿的讨论，
这一组都是宗教界的人，
有耶稣的信徒，有释迦的弟子，
各自怀抱着信仰的虔诚。
七十岁的老牧师悲欣交集，
平生看够了多少假把戏，
真正人民的宪法终于见到，
真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其次发言的是一位比丘，
从前是什么权利也轮不到头，
参加宪草讨论，如今出家人也能够，
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信仰自由。
大家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讨论时十分严肃而认真，
一字一句都会引起辩论，
连一个标点也要研究分明。
愈是研究，愈看到它的真实，
没有一句话不切合实际，
斗争的经验，人民的意志，
在这里凝成了简明的文字。
愈是研究，愈看到它的关怀，
照顾到老人，护持着后代，
保证了人民更幸福的将来，
体现了人类最深挚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