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霍钟权朗读自写诗歌《怀念藏北》
直到现在，55年前的那个画面，依然不时在霍钟权脑海里浮现：一过上午11点，那曲又刮起了十级以上的大风，人走在风中无处躲藏，被卷得失去方向似的，屋顶也要被这疾风掀翻。又到了午饭时间，帐篷里“小霍”和住户家的牧民们围坐着，藏族老阿妈如往常一样，吃饭前总会单独把霍钟权的碗多擦洗几遍，她一手挽起系在腰间的邦典，一手抠着碗边儿向里打了一圈又一圈，直到看着被擦得亮亮的碗，才满意地从罐中盛上一碗滚烫的面片汤……
缘之所起 一往情深
今年的6月15日，霍钟权过了80岁生日，已经成为真正的“80后”了。还记得6年前一个初秋的日子，魏公村附近的一家藏餐馆里，霍钟权与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1959级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班的在京老同学组织了一次聚会，“母校旁，老同窗，欢聚一堂”，话短情长，这情，是同学情，也包含着大家对曾经的西藏岁月的一往情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霍钟权才有了上学的机会，仅3年半就学完了6年的小学课程。又在北京郊区的重点中学——顺义区牛栏山中学（现为一中）就读6年。1959年报考大学，霍钟权当时共填了10个志愿。因为自上学起就尤其爱好文学，还担任了班报、校刊通讯员及编辑，写的小诗、通讯不时发表在报纸上，“学新闻，将来当一名记者”的想法，让他在填报志愿时，把北京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作为优先考虑，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是第6个志愿。后来高考成绩出来了，霍钟权考得不错。但因当时西藏发生少数反动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内外环境都较为复杂，国家为帮助培养西藏建设人才，特给了中央民族学院优先录取学生的优惠政策，对于填报该校的考生进行优先录取。如此，霍钟权就成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班的学生。
入学后，经党组织教导，学生们很快明白了“保卫、建设西藏”和“服从祖国需要”的重要意义，顺利地解决了“专业思想”问题。霍钟权幸遇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老师，结识了朴实活泼的藏族等各民族同学。除校内学习外，还积极参加校外义务劳动及扫盲等社会公益活动。
1962年，霍钟权和同学们到西藏拉萨郊区实习了半年多，大家与农牧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用藏语对话、交流，期间还努力搜集、记录藏族民歌、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这段时间大家进一步提高了语言能力，了解了西藏情况。
图为1970年，霍钟权与夫人郑晖在那曲地区索县索河边留影
1964年毕业后，除了留校当老师的和到报社、通讯社的几名同学外，班里的25个人大部分都怀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满腔热情奔赴西藏。霍钟权和同学郑晖（也是现在的老伴）一起，又坐上敞篷解放牌汽车，一路风尘仆仆地奔赴藏北。用他自己的话说：现在看来有点“傻气”了，但当时就觉得有一腔热血，非常光荣。
藏北高原的“诗意生活”
“每当袭来十二级的大风，败叶浮石都跑得无影无踪，宇宙被搅得浑浊一片，黑暗无情地吞噬着繁星，然而，灯却忠实地守在岗位上，吃力而执著地闪出万点红，这里有最可敬的灯……”（摘自霍钟权《藏北的灯》一诗）
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藏北高原，空气中氧气含量不足内地的一半，大半年的时间都天寒地冻，即使夏天也会突然下起雪来，需要穿棉袄御寒；大风来时，飞沙走石，人呛着风走路都走不动；要是女同志爱讲究的话，那真是没办法，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脸不光晒得黑，而且粗糙得裂口子。至于吃的，水果基本见不到，偶尔会有冻水果，比如苹果，买回来只能用凉水泡着，能吃上一回就不错了；蔬菜也很简单，基本是土豆、萝卜“天天见”。
图为1965年，霍钟权在西藏那曲县工作时骑马下基层调研
当时交通非常不便，由于工作原因，霍钟权经常下乡，加上雨雪湿滑，路上更加危险。在那曲索县工作时，他出差要路过一个叫雅砻沟的地方，这里有一条公路修在半山腰上，冬春有冰雪，夏秋有泥水，路滑难走，车祸频发。每次途经这里，都觉得像过了一回鬼门关。外加要经常骑马下乡，所经之路，多是羊肠小道。一次，霍钟权骑着马，由于颠簸和马肚带松弛，连人带物都歪挂到马肚子下面了，多亏那匹马比较稳重老练，未受惊吓而跳蹦，幸免了摔下悬崖的惊险。
在这样的条件下，霍钟权整整8年的时间没有回家探亲，甚至一封信往返都要几个月，就这样坚持了20年。他说，自己能够稳住，能安心工作，是党的教育指明了人生方向，也深受进藏前辈们“老西藏精神”的影响，同时，藏北农牧民给了他亲人般的温暖，因此即使离家千里之遥，却很少感到孤独。
霍钟权几乎每年都要下乡几次。每次下乡坚持与群众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加上同说藏语，霍钟权与当地群众达到了“五同”。他尽力说群众所懂，想群众所愿，办群众所需。从尊重到了解、从了解到理解、从理解到信任，最终从信任到“同心”，达到“六同”。如此，霍钟权自然地被农牧民看成自家人，开展工作就水到渠成了。他由此体验到“心诚则灵”的道理，也感受到家乡亲人般的温暖，比如住户老阿妈常给老霍“特殊待遇”：单独给他准备一碗稠稠的酸奶；有时煮肉，专门把最好吃的羊尾让给他吃；冬天让他睡在帐篷最暖的位置；如果霍钟权哪天回来晚了，住户或其邻居就会有年轻人来接……
图为1965年，霍钟权（左）与西藏那曲县门堆乡牧民顿珠在那曲草原上的合影
霍钟权历任索县农牧科长、县委办公室主任，班戈县委副书记、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81年8月25日，霍钟权被选为班戈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将这个代表证珍藏至今，以作为一名藏北的“阿波霍尔”（藏北牧民的古称）为荣。
霍钟权觉得，自己就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植物一样，根越扎越深，叶片越长越大，汲取的养分让它周身都是一片盎然的葱绿，生机勃勃。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他工作起来热情更高、底气更足了。
怀念藏北 “我们老了却还年轻”
“我怀念，怀念藏北的大风，是那豪爽的呼吸，吹去了我懦夫的性情，又振奋起我理想的翅膀，在‘世界屋脊’上尽情飞腾……我更怀念啊，怀念藏北的人民，是那淳朴慈祥的‘帕妈’（爸妈），给我家乡亲人的温暖，是那热情奔放的‘宾亚’（兄弟姐妹），赠我高原勇士的火种。”
1984年，由于身体健康原因和工作需要，霍钟权要离开工作生活了20年的藏北高原。分离三地的一家四口多年后终能团聚，无疑让人欣慰，此时他不禁想起，自己之前下乡时，有几次在牧民住户家待的时间久了，临别时和大家难分难舍，好几次都痛哭流涕。这次是真的要走了。他把那些场景和情感在心里一遍遍回放、咀嚼，又把涌上的酸楚一遍遍吞咽，把对藏北的满腔眷恋之情注于诗中。
自调入中央统战部工作，直到2000年3月退休后被返聘，至今，霍钟权已从事涉藏统战工作35年了。加上大学期间学习藏文的5年和在藏工作的20年，他和西藏已有了60年的缘分。
1981年8月25日，霍钟权曾被选为西藏那曲班戈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图为他一直珍藏着的代表证
“……我是那扎草（一种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高寒地区的牧草），简单得令人可笑，生存了这么多年，依然是绿枝一条，松针般细，竹签般高，没有繁叶弄姿，更无鲜花炫耀，只有一条笔直的心眼，太阳和大地都知晓。”
也许是因为当时年轻，如今回想起藏北工作的20年，霍钟权好像没觉得高原反应、消息闭塞、供应匮乏、交通不便、习俗差异这些算是多大的困难，他学会了如何对待艰苦，亲身感受着“老西藏精神”在前辈榜样身上和现实中的体现，感悟到一个人即使很平凡，也要有志气、有勇气、有锐气、有正气、有底气。
总结60年的涉藏经历和感悟，霍钟权用“一路荣幸，乐在其中”作为概括。他形容如今已进入“80后”的自己“糊涂起来令人可笑，固执起来叫人可憎”，可他那笑容，坦然、轻松、欢快、自然，就像55年前，那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儿，尽情享受着藏北阳光炽热强烈的爱抚。（中国西藏网 记者/吴建颖 图片均由霍钟权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