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央伯姆曾是德格土司，出生于青海玉树，是第二十四代囊谦王、第七代囊谦千户旺泽 才旺拉加之长女、阿庆活佛的姑姑。1937年11月，降央伯姆与四川德格土司泽旺邓登结婚。1942年泽旺邓登去世后，降央伯姆承袭了第五十一代德格土司。1949年10月，降央伯姆获悉故乡玉树解放，随即派人前往玉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洽，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图为降央伯姆。图片翻拍于：德格档案馆
1950年，降央伯姆担任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副主任、西康省人民政府委员。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途经甘孜和昌都地区时，她积极向藏族群众宣传人民解放军进藏是为了祖国的统一、藏族人民的解放及民族的团结。她积极奔走，动员群众帮助人民解放军运送进藏物资，为支援进藏部队解放西藏作出了贡献。
1952年，降央伯姆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同年，她还列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1954年，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降央伯姆先后担任过当时西康省人民政府委员、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康定地区民族协商会副主任、西南民主妇女联合会委员、甘孜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甘孜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西康省妇联副主任、全国妇联执委、四川省妇联副主任，政协四川省一、四、五、六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许多重要领导职务。降央伯姆还是1988年前历届全国人大代表。
降央伯姆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历经新旧两个社会，从末代女土司到国家干部、人大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的一生，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时代的历史性变化。几十年来，她和着历史前进的节拍，跟着共产党走，不遗余力地为民族教育出谋划策；为英雄史诗《格萨尔》出版建言献策；口述历史为研究康区历史提供女性声音。
图为藏族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图片来源：中国共青团网
降央伯姆关注民族教育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降央伯姆认真落实各项政策，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使民族教育事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民族语文也得到了重视。
为了更好地发展民族语言文字教育，降央伯姆、罗通达、阿登等人曾提案，应在学好本民族语言的同时兼学汉语文，从小学到大学都用藏语文进行教学，逐步形成以“双轨制”为特点的民族教育体系。
为此，降央伯姆还要求今后兴办藏文中等专业学校和藏文大学，大专院校民族班也应该按藏文考试录取民族学生。
图为格萨尔王铜像。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降央伯姆呼吁出版《格萨尔》
另外，降央伯姆十分重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整理出版工作。但因当时各方面条件限制，进度缓慢。
鉴于此，她曾呼吁：“有关单位能在财力、人力等方面给予关注，加强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不能使之放任自流。她还特别呼吁全国格萨尔领导小组，应尽快制定出统一的整理规划，或集中、或分工整理出一套完整的《格萨尔王传》，如果像目前这样，不仅我们无法把这部伟大史诗完整地奉献给中国各族人民和世界文化宝库，甚至可能使已经完成的搜集工作半途而废，那我们就有愧于中华民族了。”经过她不遗余力的倡议，这个意见终被纳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38号议案。
图为降央伯姆宫寨遗址。图片翻拍于：德格档案馆
降央伯姆口述历史为研究康区历史提供女性声音
藏族有文字的历史近两千年，然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对于妇女的记载却寥寥无几。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女性一直都是以男性精英为主体的传统藏族历史的“缺席者”和“失语者”。
降央伯姆晚年特别关心德格土司家族历史的撰写，为之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
1981年12月，来作中、邓俊康两人撰写《德格土司的由来和发展及其社会制度》一文以后，曾征求了降央伯姆的意见和建议。她口述了德格土司的法制规章内容，可谓填补了空白，使这篇论文内容更加丰富，也为未来研究相关地区民俗法方面的人士提供了重要借鉴。
降央伯姆曾在晚年口述了自已曲折的一生，这一历史由来作中收集编辑，存于《甘孜州文史资料（第一辑）》。这就使降央伯母真正成为自己经历的发言人，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有助于后人重审历史观念。
时至今日，土司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期间所包含的曲折经历和悲欢离合都已静静地埋藏在残垣断壁中，等待人们去发掘，让各地末代男女土司特殊的生命史重现于世人眼前，流淌于众多史家的笔下。那段历史中，当事人和知情人的口述记忆对于研究康区历史非常重要。（ 部分资料参考自《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最后一个女土司》《女性的历史记忆与口述方法》《论德格土司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