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54年，毛泽东主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与藏传佛教人士喜饶嘉措交谈。（翻拍自喜饶嘉措大师爱国爱教展览馆）摄影：孔夏
喜饶嘉措大师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为促进达赖与班禅、噶厦与堪厅之间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遗憾的是大师在这方面所做的卓越贡献，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当时刚刚参加解放军，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战士，准备进军西藏。途中，部队将喜饶嘉措大师的一些广播讲话印发给我们，作为学习文件。60多年过去，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十分亲切。本文结合我多年的研究和采访，就喜饶嘉措大师在和平解放西藏过程中发挥的别人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和特殊贡献，作一些论述。
热烈响应、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召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和西藏的特殊性，制定了和平解放的方针，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前来进行和谈。但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迟迟不派代表。
中央人民政府发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召唤后，喜饶嘉措大师热烈响应，积极拥护，随即在西宁、西安和北京等地，多次发表谈话和广播讲话，呼吁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京进行和谈，劝告他们不要武力抵抗。当时西藏地方政府里一些被称为“少壮派”的实力人物，如索康•旺钦格勒、阿沛•阿旺晋美，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等人，还有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活佛，都是喜饶嘉措大师的弟子。他的讲话，在西藏地方政府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尚无藏语节目，更没有藏语播音员，喜饶嘉措大师只好在电台直接发表讲话，向西藏各族各界人士传达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些广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解除了西藏人民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疑虑。
那时，全国还没有一家出版藏文书刊的机构，中央民委参事室将喜饶嘉措大师的讲话刊印成册，向全国藏区广泛发行。噶厦把这些书看作是洪水猛兽，在金沙江渡口严加查禁，三令五申说不能让一本书流传过去。但是，真理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进步的思想是无法被禁锢的。这些书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西藏，不但在知识界和宗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产生了作用。
喜饶嘉措大师的那些讲话，向广大西藏人民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宣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同时也向广大藏族人民传达了新思想、新文化。不少藏族群众，尤其是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通过喜饶嘉措大师的讲话，第一次听到“共同纲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民族区域自治”“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帝国主义”等新词术语。当时很多做民族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做翻译工作的同志，把喜饶嘉措大师的讲话作为自己学习藏语文的基本教材，随身携带。找不到书的，就互相传抄。
阿沛•阿旺晋美在《怀念恩师喜饶嘉措》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当1949年全国大陆基本解放，西藏的最后解放也势在必行之际，大师响应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据我所知，从1949年冬到1950年秋，大师曾先后从西宁、西安、北京分三次亲自向西藏发表广播讲话，讲述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宣传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表达他对西藏故土和人民的无限怀念之情，衷心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谈判，争取和平解放。当时由于通讯设备及技术等各方面的限制，对大师的每次广播讲话，不是都能听得清楚和完整，只能听个大概，但大师的声音却能听得十分真切，从而在大师当年的学生和朋友之间互相转告，庆幸大师还健在。仅凭大师几次广播讲话的内容，和带有浓重安多乡音的真切无误的话语，就在相当众多的西藏各阶层人士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和稳定作用。”
阿沛接着说：“1951年，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我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赴京。在当年春夏之交，我们偕部分代表团成员到达西安时，大师也恰好在西安。他偕同当地的有关领导同志亲自到机场迎接我们。师生阔别近20年之后，一旦意外相逢，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在机场相遇之后，晚上当地领导同志设宴为我们洗尘，大师也应邀作陪。在机场和宴席间，大师以他特有的真诚坦率和豁达幽默的风度，一方面认真地对我说：‘据我一年多来的观察，毛主席、共产党是伟大的，他们制定和执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尤其是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完全可以信赖，由衷地希望谈判圆满成功。’另一方面，饱含深情而又赞扬地说：‘想不到当年的小孩子，现在也长大成人了，而且当了很大的官（当时我是原地方政府五位噶伦之一），有权有势，祝愿你一切顺利。’师生之间情谊融融，莫此为甚。”（1）
解放以后，大师派他的学生彭措扎西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的翻译工作，后来，彭措扎西又作为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将军的翻译到拉萨工作，彭措扎西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1949年秋季，我国大陆已基本解放，西藏做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解放也势在必行。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考虑到西藏的情况比之其他地方又有较大的特殊性，因此，决定争取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决策，也完全符合大师的心愿。政府方面考虑到大师熟悉西藏的情况，并且同西藏各方面人士有较多的联系和较大的影响。因此，约请大师向西藏做一次有助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广播演讲。大师欣然就约，并且以自己做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广播词就以‘皈依三宝，祝愿世间太平幸福，停息疾病、争战和灾害，在此向西藏各方面的人士进一言’等语为开端，接着说：‘现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犹如高山的巨河奔腾而下，歼灭了国民党领导的强大军队，基本上解放了全中国，西藏的解放也势在必行。但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决定通过谈判，争取和平解放，使人民和地方免遭争战之苦，希望你们认真地思考和商讨，以尽快派出代表进行和平解放的谈判为好。我以前在佛教兴盛的西藏长期进行学习和修持，深得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扎什伦布寺和政府噶丹颇章的教诲和扶持。这一深情厚义我怎能忘怀，我尽管不肖，但还不至是异教徒。因之我出此肺腑之言，以供参考和商酌。’这是在西宁发表的广播演讲，播讲时我在场。1950年夏季，大师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应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与上述内容大致相似的演讲，当时我也在场。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我随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进藏后，同大师以前的学生和教友们交往，在谈到大师从西宁等地发表的几次广播演讲时，他们许多人都说听到了。并说每次的广播演讲，由于杂音干扰等原因，虽然不是听得很清楚和全面，但是对带有浓重安多乡音的大师的语言却听得很真切，加上所能听到的大致的内容，对于解除许多人的疑虑，安定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2）
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令人惋惜的是，那本曾经为和平解放西藏产生过重要作用的小册子，已经找不到了；喜饶嘉措大师讲话的藏文原稿也已遗失。1993年，为纪念毛主席诞生100周年，我撰写了一部书稿，在翻阅早已发黄的报刊杂志时，在1950年5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找到喜饶嘉措大师向达赖喇嘛和藏族同胞发表的广播讲话。见文思人，不禁感慨系之。哲人已去，岁月流逝，报纸发黄、破损，但掩盖不了思想的光芒。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大师的讲话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不但在当时曾经产生过重要作用，就是现在来看，也有着现实意义，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有价值的教益。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更好、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形势，同时也为了表达对于尊敬的喜饶嘉措大师这位爱国老人的怀念和敬仰之情，不妨全文引用：
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错（措）本月九日在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向西藏达赖喇嘛等及藏族同胞讲话，讲词如下：
拉萨达赖喇嘛暨摄政和僧俗各界同胞们，今年初我在西宁广播电台向前后藏作了一次忠诚的广播词，经过详细考虑，再向各界同胞进一忠告。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一部分，人民解放军有解放全国领土的任务和力量，前后藏的解放是有其必然性的。同胞们：慎勿听信英、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挑拨离间的谰言，认为西藏距离西康、青海、新疆遥远，中有雪山、石山和荒无人迹的草原，足以阻止解放军前进。回忆1935年红军由江西经湖南、四川、西康，历无数雪山草原直至陕北，创造了史无前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奇迹；现在人民解放军力量大过当时百倍，已经统一全国绝大部分，进军西藏自然更无问题。最近国民党百计困守的海南岛，已由解放军渡过一百余里海面，在敌前登陆，不到半个月全岛就解放了。台湾的解放也是必然的。汪洋大海还不能阻止解放军的前进，何况西藏是在大陆上呢？同胞们：不要幻想依靠美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几百万海陆空军加上大量美援也被打垮了，这种幻想是有害无益的。现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绝对爱护少数民族，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四项条文，尤其是第四项条文，就是各民族各宗教信仰自由在法律上有力的保障。已经获得解放的青海、西康等省佛教和寺院都受到尊重与保护。西藏解放以后，政府一定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实行区域自治，宗教、军政、经济都可根据实际情况得到适当的解决。同胞们：解放西藏的大军从各路行将出发，箭已在弦，时机迫切，只有起义，才有生路。望我西藏同胞快快起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迅速派遣全权代表赴京进行和平协商，使西藏人民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经由和平途径达到解放。这不单是前后藏人民和佛教的幸福，全国各族人民也是一致欢迎的。（3）
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给予西藏人民以亲切关怀，发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召唤。但是，以达扎为首的极少数亲帝分裂主义分子，顽固地拒绝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召唤，扣押从青海入藏的劝和代表夏日仓和先灵两位活佛；封锁喜饶嘉措大师的广播讲话；最后，丧心病狂地毒死格达活佛，彻底关闭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
格达活佛被害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以达扎为首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极少数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的残暴本性和反人民的性质，在全国各族人民、首先是在藏族僧俗群众面前输了理，更加激发了广大军民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信心和决心，从反面作了一次很好的“政治动员”。
这样，昌都战役的实施，就成为势在必然。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做出战略决策：以军事促和谈，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目的，并制定了“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原则。1950年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分三路强渡金沙江，一夜之间，突破西藏当局经营了几十年的防务。10月17日，西藏东部重镇昌都解放，24日全部战斗结束。
昌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也为和谈铺平了道路。1951年初，年仅15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1月27日，达赖喇嘛致信中央人民政府，报告他亲政情况，并表达了谋求和平的愿望。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复电祝贺他亲政，表示欢迎派代表来京进行和谈。
达赖喇嘛和噶厦的主要负责人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前往北京。
喜饶嘉措大师告诫阿沛：“要和谈，就要有诚意。”
在到北京之前，当阿沛一行到达西安时，喜饶嘉措大师专程从西宁赶到西安会见了阿沛。他在接见阿沛和夫人才旦卓噶时，教育他们要同西藏当局的反动分子划清界线，遵照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好好工作，为和平解放西藏、维护祖国统一，增进藏汉两大民族的兄弟情谊，多作贡献。
在会见阿沛和其他两位西藏代表时，喜饶嘉措大师直言不讳而又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摄政达扎和噶厦多年来所采取的错误立场，晓以大义，明以利害，告诉他们要顺利解决西藏问题，除了真心诚意进行和平谈判，别无他途。喜饶嘉措大师说：“要和谈，就要有诚意，不要学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欺骗全国人民，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喜饶嘉措大师还说：“蒋介石搞假和谈，真备战，手里还有几百万军队，有长江天险，半壁河山。你们有什么？噶厦政府的那一点本钱，早在昌都战役中输光了。”
喜饶嘉措大师历数噶厦政府的种种错误，情绪十分激动，言词极为尖锐。连当时在座的西北局统战部长汪锋都觉得有些过分，怕阿沛等人接受不了，一再劝说。喜饶嘉措大师说：“汪部长，你不用担心，我讲的都是真话、实话。他们从西藏来，过去听的都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那一套，我给他们讲些真实情况，对他们在北京的工作乃至以后的工作，都会有好处。”西藏的和谈代表中，有两位核心人物，一个是阿沛，另一个是藏军总司令凯墨，都是喜饶嘉措大师的弟子，大师可以通过他俩对代表团施加影响。（4）
图为1957年，周总理在北京怀仁堂接见喜饶嘉措大师。（翻拍自喜饶嘉措大师爱国爱教展览馆）摄影：孔夏
喜饶嘉措大师以他崇高的威望促进达赖与班禅、噶厦与堪厅之间的团结
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挑拨，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失和，噶厦和堪厅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和隔阂；在和谈期间，他们互相都有戒备。双方都十分注意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对自己和对对方的态度，都担心中央偏袒一方，有亲有疏，有厚有薄。班禅方面担心中央为了争取达赖、为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大局，牺牲他们的利益。噶厦方面则担心中央把班禅作为自己手中的一个工具，与达赖抗衡，削弱达赖的影响和作用，破坏西藏内部的团结。
为了消除双方的疑虑，加强各方面的团结，尤其是促进达赖和班禅方面的团结，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处理有关方面的问题时，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既考虑历史的因素，又考虑现实的情况，尽可能做到公允、合理，有利于促进西藏的团结、稳定、进步和发展。即便是迎来送往，请客会见等礼仪性的小事，也做了周密安排，不刺激和伤害任何一方。为了早日举行和谈，中央原来决定张国华、阿沛一行，经重庆乘飞机直飞北京，但周总理经过慎重考虑，指示他们先飞往西安，由西安改乘火车到北京，周总理决定亲自到前门车站迎接（后西藏工委派宣传部部长乐于泓从甘孜陪同西藏首席和谈代表阿沛等人、十八军民运部部长平措汪阶则从昌都起陪同他们前往北京）。同时建议班禅一行人，也从西安乘火车到京，周总理亲往车站迎接。这样，双方都感到满意。
在和谈之前，滞留在青海的十世班禅和班禅行辕派出致敬团，于1950年8月专程前往西安，11日拜会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将军，并经由彭德怀将军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呈送了《解放西藏办法及政教组织方案》。
噶厦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和建议。
十世班禅和堪厅对和谈进展十分关心，1951年3月27日，堪厅官员以班禅名义致电毛主席，表示要到北京，亲自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4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复电，同意班禅来京。堪厅方面又提出，班禅进京的接待规格不能低于九世班禅的规格。否则不仅不利于班禅入藏，也不利于争取达赖。
喜饶嘉措大师得知堪厅方面提出的这些要求后，很不以为然，在西宁专门会见班禅和计晋美等人，对他们说：“你们去北京，要促进和谈成功，使西藏早日获得解放，而不去同噶厦方面吵架，为自己争地位、要好处。”
喜饶嘉措大师还告诫计晋美等人：“班禅佛年轻，你们要好好帮助，要替他出好主意，不要出坏主意，不要害了他。更不可打着班禅佛的旗子，为自己谋私利。”
在当时，敢于当面劝导达赖、班禅，敢于批评噶厦、堪厅，而且能让他们听从，至少不敢顶撞的，在全体藏族人士中，唯有喜饶嘉措大师一人。
和谈前夕，喜饶嘉措大师还给周总理写信，说：西藏的贵族富于政治斗争经验，阴险狡黠，两面三刀，希望中央提高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信是用藏文写的，大师直接寄给周总理。也许是当时在北京找不到合适的翻译，平措汪阶到京后，周总理亲自请他翻译。（5）
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首都北京举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并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在藏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在汉藏两个兄弟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上，在我们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发展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举行和谈和签订协议的整个过程中，喜饶嘉措大师也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他对协议文本藏文翻译的厘定上，就做出了特殊重要的贡献。
结束语
毛主席和周总理曾经亲切地称赞喜饶嘉措大师是“爱国老人”。
在1962年的民族工作会议上，李维汉部长在大会上称赞喜饶嘉措大师是“民族、宗教界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我参加了那次大会的翻译工作，印象十分深刻。
纵观喜饶嘉措大师的一生，大师的确无愧于这样的崇高评价。
喜饶嘉措大师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在各个方面，贯穿于他一生的活动之中。他在和平解放西藏过程中发挥的别人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和特殊贡献，就是一个光辉范例。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喜饶嘉措大师的这一卓越贡献。（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降边嘉措）
注释：
（1）阿沛.阿旺晋美：《回忆恩师喜饶嘉措》，《人民日报》1991年5月22日。
（2）彭措扎西：《彭措扎西回忆录》，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3）《人民日报》1950年5月22日。
（4）《汪锋同志访谈录》，1989年，北京。
（5）《平措汪杰同志访谈录》，1991年，北京。
2018年8月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