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马丽华在“走过西藏作品系列”中，对邦达仓的历史往事有过生动描述。邦达仓，指的是以邦达阳佩、邦达热嘎、邦达多吉三兄弟为代表的邦达家族。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50年代末，邦达仓是云、贵、川、藏著名的商号，声名远扬印度、缅甸、尼泊尔、不丹等国家。
在马丽华的笔下，形容西藏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邦达仓为“脚踏商、政两界，不仅是首屈一指的巨商豪富，也曾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尤其邦达三兄弟堪称乱世枭雄，在西藏、在康区的现代史上写下了轰轰烈烈的一笔。”
马丽华何出此言？纵览三兄弟中邦达多吉的人生，足以见得这绝非虚言。
邦达家族原籍在察雅，生意做到芒康就在邦达乡置房买地、定居下来，但生意已扩展到康定、拉萨和印度。旧时邦达家族田亩、牧场广大，田农众多，凡租佃土地者，收成一半上交邦达仓。邦达仓开支很大，要养活500名士兵。不过生意也做得大，且独家代理西藏羊毛和贵重药材出口，分号和商业活动遍及北京、上海、南京、重庆、西宁、成都、香港、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等地。
图为藏族巨商邦达多吉与家人合影。（翻拍自《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
图为邦达仓故居，位于芒康县交呷古秀邦达村。摄影：王娜。
邦达三兄弟中最有名的便是邦达多吉（又译“邦达多杰”），20世纪30、40年代的邦达多吉有着一系列非凡经历和表现：既接受过蒋介石任命的“西康宣慰使”诺那活佛手下的军事部长，又接受过四川军阀刘文辉委任的川康边防军骑兵大队长职务；既攻打过川军，也袭击过藏军。
1936年红军北上抗日，行军至甘孜时，邦达多吉正好在德格南区呷衣头人罗松彭措家。贺龙之师经邦达多吉手下工布次仁和尼玛江村递给邦达多吉一封信，进行了统战工作。日寇虽未打进康区，但邦达多吉积极参与其中的康藏商界支援抗日战争的贡献与事迹，依然令后人敬仰。
“七•七事变”后，日本对中国抗战后方实行战略封锁，切断海路运输线，致使大西南商品、物资非常匮乏。邦达阳佩和邦达多吉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四川、云南，且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运输国际交通线。
邦达仓还加强了印度加尔各答和噶伦堡的商业机构，以拉萨为转发中心，先后在玉树、昌都、芒康、甘孜、巴塘、义敦、理塘、雅安、成都、重庆、昆明、丽江、中甸等地设立固定和流动商号及转运站。从印度购进大批商品、如棉纱、染料、药品（材）、皮革、毛料、布匹、香烟、卷烟备纸以及麝香、虫草、克什米尔红花和贝母等，从噶伦堡直发康定和丽江后转至成都、昆明等地。
邦达仓自备骡马2000余头，驮运费相当高，其中要翻越雀儿山、二郎山等大山，千里迢迢、忍饥受饿、途中常遇盗匪侵扰，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前后支援抗战物资达1.5亿美元。
1942年，在爱国力量支持下，邦达仓在康定成立了“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同年7月，在理塘设邦达仓临时总号，动员藏族商人不惜一切代价支援西南大后方。
1949年，邦达多吉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康定军管会副主任的身份，应邀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马丽华在著述中称，北京之行影响了邦达多吉的后半生。邦达多吉在开国大典上，目睹了大检阅所显示的新中国的强大；去重庆兵工厂参观生产武器弹药的流水线，新中国坚不可摧的印象令他印象深刻。在祖国各地考察期间，邦达多吉以商人兼政治家的眼光和头脑，敏锐地捕捉到了什么是大势所趋。参观到南京时，听说昌都解放了；参观到汉口时，听说西藏解放了。
1950年，邦达多吉积极协助解放军进军西藏，并任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走向了自己人生的又一新起点。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川、甘、滇、青发生武装叛乱，当康区的武装叛乱枪声响起，在昌都的邦达多吉通过芒康的军用电话，向邦达仓的管家格桑扎西发布命令：不得参与叛乱，所有武器一律送交芒康，连一个弹壳也不准留下。邦达仓用了30匹马驮运枪支弹药，一大群人每人背三五支枪，浩浩荡荡向县城出发。邦达家族及其管辖地区的确无人参叛。
在邦达多吉的一生中，他既是一位富甲一方的藏族巨商，也是一位权势显赫而具有远见的官员，既参与了抗日救国，也维护了祖国统一，可谓西藏近现代史上的爱国典范。（中国西藏网综合/李元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