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统战部退休干部罗广武接受部门户网站专访
“我的人生经历很简单，在部队十五年，在党校任哲学教员三年，在中央统战部十六年，工作的最后七年，是在世界屋脊西藏，在这片神奇的高天厚土中，为西藏人民服务”。近日，中央统战部门户网记者与中央统战部退休干部罗广武面对面，听这位可敬的老同志讲述他“简单”的人生履历。
说“简单”，不过是罗广武的自谦之词。罗广武生于1948年，湖南湘乡人，1964年至1967年在北京四中读高中。之后到海军某技术侦察部队服役。1982年转业到铁道部机关党校任哲学教员。1985年9月，37岁的罗广武调到中央统战部一局（民主党派工作局）工作，就此开启了他的统战工作生涯。之所以说“16＋7”，是因为罗广武在中央统战部工作十六年之后，又在西藏工作了七年，仍未脱离统战工作的大范畴。
爱岗敬业 把统一战线当做一门科学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发展的新篇章。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统战工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1983年4月，中央统战部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统战理论座谈会。中央统战部老领导李维汉同志阐明了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总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的基本规律，并要求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既要实践又要学习，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上升到理论，使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1985年2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议。时任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大法宝，统一战线理论是一门科学，为了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一方面要对我们党丰富的历史经验提高到理论上去总结，以资借鉴；另一方面要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以指导工作。
面对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罗广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统战系统的。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罗广武觉得自己是躬逢统战工作重新获得发展的黄金时期，自己的所学、所思、所悟在涵盖范围极广的统战工作领域大有用武之地。刚刚进入中央统战部，罗广武就积极投身到工作当中，他总结道：“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受到了比较系统的政策、理论方面的训练，养成了研究问题的习惯。统战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如果研究工作跟不上，心中无底数，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就可能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对上很难尽到参谋与助手的职责，对下也不可能有效发挥指导作用。”
罗广武珍惜每一次重要的工作任务，把它当作不可多得的锻炼与提高自己的机会。1986年3月到4月，罗广武和中央统战部一局的同志一起参加了《关于新时期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报告》的起草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报告由中央统战部于1986年4月底上报，中共中央于1986年7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这是新时期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发的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
文件明确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意义，也明确了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及作用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主体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从1985年到1992年，罗广武参加了很多有关民主党派工作的重要文件、文稿、讲话稿的起草工作。那时候，工作任务繁重，加班加点是很正常的。而干部的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罗广武舍不得花几块钱买地铁月票，就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他家住在石景山区古城南里，与中央统战部直线距离18公里，往返就是36公里，运动量相当大。罗广武的爱人又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病，长期卧床。既要照顾家人，又要做好工作，遇到的困难有些是难以想象的。但这些困难没能阻挡罗广武对统一战线这门科学的艰苦探索。
由于罗广武在工作中很注意积累资料，熟悉民主党派的历史、人物、理论、政策，后来就比较顺利地编著出《民主党派基本知识》（28万字）、《民主党派大事年表》（25万字）、《中国民主党派大事通览（1949—2000）》（上下卷，160万字）等著作，为构建统一战线这门科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摆正位置 努力当好中央的参谋助手
1992年11月，罗广武从中央统战部一局（民主党派工作局）调到政策理论研究室。
为筹备1993年11月将要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罗广武带领三位同志参与起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稿。罗广武认为，中央领导同志谈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不可能太具体太细致，应该站得更高，抓住最关键的问题，提纲契领地谈。经过反复深入思考，罗广武提出了这样两段提纲：在民族问题上应该强调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宗教问题上也应该强调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谈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时，对上述内容进行了吸收采纳，讲了民族工作的三句话和宗教工作的三句话。此后相当一段时间，这两个“三句话”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上的基本纲领和指导性方针。
1994年6、7月间，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党校联合举办了“新形势下民族、宗教问题研讨班”。研讨班即将结业时，中央领导同志与研讨班学员进行座谈并发表了讲话。罗广武参与了这个讲话稿的起草工作。
罗广武考虑，中央领导同志曾经谈过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八条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如果在此基础上，再配上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可能就更加完整了，于是归纳和整理了一些基本内容，比如，宗教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长期存在，我们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比如，宗教信仰自由受国家宪法的保护，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比如，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思想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比如，我国宗教方面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一定条件和一定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对抗性的问题，等等。这些内容也得到重点吸收和采纳，形成了关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两个“八条”。
有了这两个“八条”，此后我们党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就有了统一的宣传口径，各级干部在学习、掌握党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方面，也有了基本的遵循。
通过这样几件事，罗广武进一步体会到，怎样才能当好中央的参谋、助手。你起草的稿子，中央采用了，你的参谋、助手作用就起到了；中央没有采用，你的参谋、助手作用就没有起到。同样几句话，从中央领导同志的嘴里说出来，就代表中央的方针政策；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就没有什么作用。所以，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开动脑筋 养成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习惯
从1992年到2001年，罗广武在政策理论研究室工作的九年中，几乎每年都要拿出三个月时间去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检查工作、调查研究。他的感受是：所谓研究，不仅是政策理论的研究、有关资料的研究，也包括实际情况的研究，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调查研究”。千万不要忽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调查、研究、文稿起草，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越深入，对有关政策理论问题的研究就越有底气。
1995年10月底，中央领导同志要在全国光彩事业工作会议上讲话，但讲话稿中还缺少一段对“光彩事业”的比较全面、准确的定位。头一天夜里，罗广武绞尽脑汁，拟出了这样一段话：光彩事业是通过民间渠道、利用民间形式实施的扶贫行为，是惠及百姓、功在千秋的事业。它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充满感情的道德行为。是经济行为，就要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是道德行为，就要有对国家的热爱、对社会的回报、对人民的奉献。这段话被吸收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对“光彩事业”的定义。
研究问题、起草文稿，要有点创造性，有点新话，不能照抄照转，人云亦云。在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时，罗广武认为，只是关着门自说自话不行，要和国外的一党制、多党制作些比较。他的研究结论是：一党制和多党制既然存在了一百多年，必定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有其长处和短处。一党制的长处，一是比较稳定，二是行政效率比较高；其短处在于，仅从形式上看就不够民主。多党制的长处，一是形式上比较民主，二是各政党之间容易实施监督；其短处在于，很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实行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好处正是在于，既能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又能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既能避免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能避免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我国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就在这里，同国外一党制和多党制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最后几句话，后来写入了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成为全党的共识。
在中央统战部的长期工作实践中，罗广武深切地体会到，中央机关有中央机关的职责，身在中央机关，一定要有大视野、大格局。我们确实有许多日常工作要进行，有许多重要活动要开展，有许多具体事务要处理，哪样丢了也不行。但所有这些都不能冲掉和淹没我们对问题、对政策的研究。如果轻视研究，迷恋活动，热衷事务，表面上热热闹闹、忙忙碌碌，实际上日计有余、岁计不足。“日计有余、岁计不足”是老部长、老革命家李维汉常说的话。所谓“日计有余、岁计不足”，就是平时算小账还可以，年底算大账就拿不出东西了。
这些年里，罗广武还主编了《统一战线工作一百例》（20万字），编著了《新中国民族工作大事概览（1949—1999）》（80万字）、《新中国宗教工作大事概览（1949—1999）》（42万字），并出版了个人的论文集《新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20万字）。
主动请缨 在西藏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专长
2001年，罗广武已在中央统战部工作了十六年，担任正厅级干部若干年，年龄也53岁了。论业务，大家都公认他是专家，很多人称呼他为罗老或罗公。但罗广武仍然不满足，还有七年才退休，自己将如何发展？总不能吃老本，凭老资格混下去吧。“想到自己的专长是研究民族、宗教问题，西藏则是在民族和宗教方面都具有很大特殊性的地方。我曾去西藏考察过两次，西藏独特的风光、民情和历史，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我。我很想去深入研究。”产生了去西藏的想法后，罗广武与爱人商量，她身患类风湿病多年，一直在家养病，可能不会支持。回忆起当时抉择的心路，罗广武至今还不能平静。“没想到，她居然眼前一亮，觉得西藏正是最能发挥我的专长而有所作为的地方，因此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对于夫人给予的支持，我永远心存感激。”经过一番努力，中央统战部领导以及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理解了罗广武的想法，批准了他的要求。当年10月，罗广武来到拉萨，工作关系、工资关系、组织关系全部转到西藏。
在离开中央统战部之前，政策理论研究室开了一个欢送会，罗广武在会上念了一首诗，是湘乡人杨昌浚（时任陕甘总督，为左宗棠收复新疆担任总后勤）为歌颂左宗棠而写的：“大将西征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罗广武说，他当然不是什么大将，但确实是怀抱建功立业的理想去西藏的，他相信剩下的七年还能干成一点事情。参加欢送会的分管副部长感慨地说：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敢于主动要求去西藏工作，而且是平级调过去，这种情况在中央统战部是仅有的，在全党也不多见。广武同志真乃奇人也。
罗广武说：“我在西藏工作了七年，除了日常分管的工作之外，我很喜欢下乡，这是深入了解西藏现实状况的有效途径。七年里，我在自治区内已跑了5万多公里，除了墨脱等个别县外，几乎跑遍了全区74个县（区），对农牧区的情况有了比过去更深入的了解。我亲眼目睹了农牧区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
了解西藏历史的途径则是阅读。从2001年10月到西藏伊始，至2005年10月，罗广武用了整整四年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每天晚上8点到夜里一点半，读五个多小时。每读完一本，都要详尽地做摘录。这样，四年间共读了6000万字的藏、汉文史料，并作摘录100多万字。西藏的历史了然于胸，写一本西藏地方史的计划逐渐成熟。
对于如此丰富的资料，用什么样的观点去统领、去驾驭呢？罗广武接触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名著《长水集》，拜读了其中《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谭其骧的“大中国观”给了罗广武很大启发。面对浩瀚的藏汉文献，罗广武淘沙拣金，穷本追源，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撰写并出版了两卷本、120万字的《西藏地方史通述》一书。
这本书明确提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这里所说的“自古以来”，不是说“自元代以来”，而是说“自有人类活动以来”。这里所说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是说“西藏自古以来的政权都是中原政权有效管辖的一部分”，而是说“西藏这块地方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中国边疆史的一部分，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一部分，但决不是任何外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藏族人民同汉族以及其他各民族人民一样，都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
国际藏学会理事、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巴桑旺堆评价说，《西藏地方史通述》一书把西藏地方的历史发展置于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以无可争辩的史实，说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指出所谓“西藏自元代归入中国版图”的说法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可以说，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最为鲜明、叙史最为详尽的历史研究著作。
在罗广武看来，《西藏地方史通述》一书的撰写和出版，是他在西藏七年最大的收获，这本书为西藏的反分裂斗争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资料支持。
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罗广武已于2008年8月退休。罗广武告诉记者，在西藏工作的七年，是他人生中最精彩、最无怨无悔的一页。虽然回到北京，但与西藏的感情没有隔断，他继续关注着西藏，撰写有关西藏历史的书籍。继《西藏地方史通述》之后，罗广武又陆续撰写和出版了《简明西藏地方史》（60万字）、《藏学文献书目题记》（80万字）、《两唐书吐蕃传译注》（30万字）、《在藏七年》（10万字）等著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退休之后，罗广武仍然积极关注统战事业的发展，笔耕不辍。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己的统战情怀和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