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李维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从1948年至1964年底，他一直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提出适合国情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原则，为党和国家的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纪念这位中央统战部的老部长，我们撷取4个李维汉同志做统战工作的故事，和大家一起感受前辈风范，领略统战艺术，更好地把新时期统战事业推向前进。
倡导召开“神仙会”解决思想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反右斗争逐渐扩大化，党外人士思想压力很大。李维汉与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民建中央主委黄炎培等商量，建议采取“神仙会”的方式来解决思想方面问题，缓和紧张气氛，得到民建和工商联采纳。
1960年元旦前后，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0名工商界人士参加。李维汉建议并帮助他们改变那种程序化的开会方法，不搞什么检查过关，采取和风细雨的“神仙会”方法，创造宽松氛围让大家都讲话，讲老实话、讲心里话，敞开思想，以理服人，实行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方针”，坚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
不料会议开始后，当时云南省工商联秘书长聂叙伦等几位代表的发言，遭到了一些与会者的抨击。李维汉知道后，立即把聂叙伦他们约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对聂叙伦等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作了充分肯定，给他们撑腰。谈话后李维汉又邀聂叙伦等共进午餐，听他们汇报在小组会上反映的情况，说：“我工作很忙，要我来听人讲假话，我是不高兴的。何必浪费时间呢？今天你们是讲了真话的，是不是够，我不能说，但这是好的。你们对党讲真话，够朋友！”李维汉还说，“这次座谈会，应该做到大家都讲真心话，应该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思想上还应该有个准备，就是自己反映出来的情况，不一定全面，将来如果有出入，怎么办？改就是了。”李维汉的一席话，使聂叙伦等既拓宽了视野，又消除了心理压力，使民建和工商联的代表大会开得生动活泼，人人心情舒畅，取得了自我教育、共同提高的效果。
后来，李维汉又将“神仙会”的方法推广到其他民主党派，推广到各地工商界、知识界，不仅缓和了党和非党的关系，而且使党外人士在当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能够紧密地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为克服暂时困难贡献力量。
民族区域自治
建国后，我国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就是党中央采纳李维汉同志的建议后作出的英明决策。１９４９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同志曾就这个问题征求李维汉同志的意见。李维汉同志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能实行联邦制，建议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和制度。其理由在于：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民族是典型的压迫民族，而我国各民族包括汉族人民在内都同样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都是受欺凌的被压迫民族。二是俄国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０％，而我国少数民族当时人口只占５％左右。三是俄国少数民族聚居集中，联系密切，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同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杂居或交错聚居。四是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为不同国家，不得不采取联邦制把各个国家联合起来；而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五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１９４７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已经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很快同意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建议，这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国以后，李维汉同志主持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后来，民族区域自治又明确地载入历次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几十年来的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民族平等联合，团结在祖国大家庭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恰当的国家制度。李维汉同志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是永远值得我们缅怀的。
与阿沛·阿旺晋美从谈判对手到朋友
阿沛·阿旺晋美与李维汉的友情是从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时开始的，两人都是首席谈判代表。在刚开始谈判时，阿沛·阿旺晋美的心里压力很大，李维汉对他说：“谈判就是民主协商，就是充分发挥民主，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经过反复讨论，达成基本一致的协议，而不是把一方的意见强加于另一方。”他还对阿沛·阿旺晋美说：“爱国的道路一定要坚持，不仅自己爱国，还要团结和带领更多的人一起走爱国道路，才有力量。”听了李维汉的话后，阿沛·阿旺晋美感觉思想亮堂了许多，精神上轻松了许多。
通过长时间的谈判和接触，两人了解更加深入了，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谈判结束后，阿沛·阿旺晋美在离京前，对李维汉说起有几个孩子现在印度学习，今后想让他们到北京民族学院上学，但孩子们在北京举目无亲，如果可以的话请帮忙代为管教，李维汉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
后来阿沛·阿旺晋美的孩子在北京上学时，李维汉和夫人吴景之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把他们接到家里去，了解学习情况，做点好吃的饭菜，就像亲生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两家此后来往非常密切，关系一直都很亲，过年过节经常走动。直到李维汉去世多年后，阿沛·阿旺晋美夫妇尽管年事已高，但每年过春节都还要去给李维汉夫人吴景之拜年。
公私合营
１９５３年，我国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本上完成了各项民主改革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实现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这年春季，李维汉同志率领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调查结束后，李维汉同志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送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它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及和平赎买，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毛泽东同志看了这个报告后非常高兴，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同志，决定将报告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两次扩大会议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周恩来同志说，他当时也在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李维汉同志的报告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在６月１５日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讨论中，毛泽东同志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样，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作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上被明确地肯定下来，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维汉同志在制订这个方针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