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沛•阿旺晋美，是著名的藏族爱国领袖、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作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亲历了昌都战役、《十七条协议》签订及执行等整个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战场起义 免遭涂炭
为了实现解放西藏的战略目标，中央决定以打促和，实施昌都战役。于1950年8月26日，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命令。恰在此时，原昌都总管拉鲁•才旺多吉任职到期，要求卸任。在拉萨的3位噶伦虽然都人人主战，但此刻没有一个愿前往战云密布的昌都。噶厦政府将孜本阿沛•阿旺晋美提升为增额噶伦。8月28日，噶厦增额噶伦、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抵昌都到任。
在阿沛•阿旺晋美被任命为增额噶伦和昌都地区总管时，他就曾向摄政达扎提出，要抓紧现在的有利时机，争取同共产党谈判。“一路东去，溯水寻源，找解放军谈判。” “我去昌都后，暂不接任职务，而是直接找解放军谈判。” 但这些建议均未被西藏地方政府采纳。
阿沛•阿旺晋美到昌都上任后，噶厦要他进攻玉树。阿沛于9月上旬再次写信给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不能打仗的看法和建议。他在信中提到：“因时世混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县）内仅有七八户人家还有糌粑，其余全以食芫根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在此情况下，不要说发动进攻，即按目前这种备战下去，就是没有共军进攻，其局面也维持不了一年。”因此，建议停止进攻，“汉藏双方最好和谈解决” 。
然噶厦政府一意孤行，将藏军8个团4500余人的兵力，配置在昌都地区。另有民兵武装3000余人，分散配置于盐井、门工、边巴、洛隆和生达等地区。其部署特点是：南轻北重，前轻后重，梯次配置、分区布防。藏军扼守要道隘口，妄图凭借金沙江、澜沧江及横断山脉之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
10月6日，西南军区下达战役开始命令，各路部队按照战役部署，相继渡过金沙江，在北起玉树、南到贡山约750公里的战线上，打响了昌都战役。
昌都战役发起之后，昌都总管阿沛连日发电报向噶厦报告军情，急切等待回复。拉萨的噶伦们到12日虽知道昌都已经发生战事，但他们不相信局势会那样严重，仍然在林卡里吃喝玩乐，迟迟不予回复。这使阿沛等“文武官员为等待政府之命令而（承受）日夜焦虑之苦”。
17日，阿沛召集“在昌都之所有官员，就投降还是后撤的问题认真商讨，大家一致同意后撤。”噶厦亦下达准其撤退的命令。18日，阿沛率驻守及撤到昌都的藏军两千余人撤离昌都。参加昌都战役的北线中路部队一五六团一部于19日进入昌都，其他部队陆续到达。至此，西藏东部重镇昌都宣告解放。
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着昌都总管府直属人员及藏军大部撤出昌都后，本欲向西撤退，当得知解放军已控制恩达切断其退路时，即折回昌都西南约20公里处进入一个名叫朱古的寺庙中。阿沛同身边几个官员商议后，决定派出两批官员分路寻找解放军接洽联系，并命令总管府机关和藏军第三、第八、第十代本，以及其他藏军和民兵一部共2700余人，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至10月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深明大义 力促和谈
昌都战役后，西藏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亲英美的摄政达扎辞职，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前亲政。而在昌都的阿沛“被请回总管府，很快又送来他原先穿的绸缎官服”，随后，“投诚的40余名藏军高级军官，也都重新穿上他们的官服”。
阿沛和总管府官员回到昌都，受到王其梅、吴忠等领导人热情接待。当时正值寒冬季节，王其梅让阿沛等官员仍住在原来总管府内一座最好的楼房内，自己却搬进帐篷里住。部队在昌都再次“度粮荒”约两周时间，指战员每人每天仅吃6两代食粉，经常饿着肚子上山打柴割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仍安排藏军代本吃中灶，阿沛吃小灶。
1950年11月19日，以阿沛为首的在昌都的藏军代本、藏政府官员40人联名致信噶厦，以亲身经历，介绍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建议速派代表和谈。阿沛等在信中说：“目前进行和谈是个时机，共产党确无强迫命令的想法和作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
1950年12月27日，昌都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在昌都召开。会议选举王其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昌都强巴林寺大活佛）、阿沛•阿旺晋美等为副主任。1951年1月1日，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简称昌都地区解委会）正式成立 。筹建解委会的同时，还建立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主任的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发起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签名活动，开展对西藏地方政府的争取工作。
1951年2月5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的两位谈判代表堪穷土登列门、仁希桑颇•登增顿珠到昌都。两位代表出发时携带达赖喇嘛给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的亲笔信和噶厦谈判的5项条件。同时，达赖还写信阿沛，要他作为谈判的主要代表，根据五项条件，同解放军进行谈判。五项条件坚持“西藏独立”的立场，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没有进行谈判的基础。此举明显带有试探性质，是供“谈判”之名，行“缓兵之计”之实。
阿沛认找到王其梅，通报了噶厦的谈判条件，建议王其梅政委代表中央方面到拉萨谈判，并表示将陪同一起前往拉萨，当面向噶厦详细解释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或许谈判可以成功。
2月1日，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复信达赖喇嘛，转达毛泽东对他亲政的祝贺，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欢迎他速派代表赴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毛泽东主席的祝贺，使达赖感觉到了合法的承认，坚定了同中央政府谈判的决心。
2月18日，达赖喇嘛和亚东噶厦做出决定，除已在昌都的阿沛•阿旺晋美、堪穷土登列门、仁希桑颇•登增顿珠3名代表由昌都经甘孜、康定、重庆赴京外，增派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仲译钦波（秘书长）土丹旦达为谈判代表，由亚东经印度前往北京参加谈判。
因达赖最终决定派阿沛等前往北京进行谈判，这样，原拟王其梅和阿沛去拉萨的设想随即取消。
勇于担当 力挽狂澜
西藏地方和谈代表们在北京会合后，阿沛将他在昌都见到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情况，以及在沿途所见解放军不畏艰险，在高山严寒地区施工修筑公路的情景向大家特别经印度前来的两位代表做了介绍。阿沛说，亘古以来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帮助藏族繁荣昌盛的。阿沛的介绍使西藏和谈代表们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基本达成一致，为谈判的顺利开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北京市军管会正式开始。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全权代表是：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了返藏后使达赖喇嘛对谈判情况确信不疑，每次协商都请达赖喇嘛姐夫尧西•彭措扎西作为翻译参加。
“这次谈判，实在是太难为阿沛•阿旺晋美了，许多难度大、敏感性强的问题，都是通过先说服他，然后再做其他西藏代表的工作的。” 北京谈判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驻军问题”，从印度来的代表带来了达赖喇嘛和噶厦关于和谈的委托书，委托书分内部掌握和公开谈谈两种。“对外的口径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外可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内部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但不能同意派兵到边界。”
据土丹旦达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定前后》 一文中，有“其中，关于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这一条，我们鉴于噶厦曾交待不得许诺，所以不愿接受。”“我们五个和谈代表和随行工作人员（达赖喇嘛的姐夫彭措扎西、金中•坚赞平措、桑都仁青）商议认为，不同意解放军进藏守卫边疆，协议就签订不了；我们已经承认西藏不是独立的，这么大的问题都已解决，其他都是小问题了，于是大家决定就这么签了吧！” 同时在协议附件上写明“协议签订后，如果达赖喇嘛和噶厦承认，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达赖喇嘛不承认，到国外去了，应该允许他到国外去看一年，看到西藏情况有好的变化、有发展时，他再返回西藏，到时候请中央保证维持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 另据达赖喇嘛带来一份只给阿沛•阿旺晋美的内部指示：“关于解放军进藏以及有可能发生的一些其他问题，都可以审时度势，自行处理。” 就此，阿沛•阿旺晋美及其他和谈代表一道，就解放军进藏的问题达成一致，并写进协议。
谈判过程中，关于班禅的地位问题，双方发生了争执。阿沛回忆说：“……中央方面坚持非谈不可，并提出，如果你们内部问题不解决，十七条和平协议就签不成（应该为谈判协议就签不成，当时协议定下来几条还不清楚）。当时，我们也坚持说：那好，签不成就算了。并提出请中央保证把凯墨等四位和谈代表安全地送回西藏，我是昌都解放委员会成员，叫我回昌都去也行，不回昌都留在北京也可以。”
后中央提议：在关于达赖和班禅地位、职权的条款中，都写明固有的地位和职权，并做出解释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双方都维持和好时期的固有地位和职权，既保障了达赖喇嘛原有的地位、职权丝毫不受损伤地得到延续，也消除了班禅回藏可能侵蚀达赖权威的疑虑。阿沛特意就此事发报请示亚东噶厦。亚东噶厦复报同意承认班禅灵童。“西藏代表团当即表示同意这一条款。”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都在协议上签字盖章。
全力以赴 建言献策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我们把协议发到亚东，一小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异常恐惧，拼命叫嚷：签订的协议丧失了西藏所有的权利，从而进一步策划请达赖出国。” “我们也用强硬的语气复电：与亚东电信联系不便，不能事事请示；协议附件关系国家机密，不能电发，只能由我们带回。噶厦如是不同意协议，应另派人来京商谈，我们将按原计划返藏。”
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分两路返回西藏。一路为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和桑颇•登增顿珠。6月13日，他们同张经武代表一道离京，经印度返藏，先行向达赖喇嘛和噶厦口头汇报北京谈判情况。8月17日，达赖喇嘛回到拉萨。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对是否应该发电拥护协议，噶厦内部仍存在严重分歧。还在亚东时，当张经武告诉达赖及亚东噶厦官员们应拥护协议时，他们就借口没有看到正本，要等阿沛回到拉萨，看到协议正本，召开会议讨论后，才能对协议表态。留守拉萨的两名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仍然坚持不接受协议。他们还制造谣言，说阿沛受了贿赂，出卖了西藏。
阿沛回到拉萨后，于21日向达赖汇报了北京和谈的情况，解释协议的内容，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中央人民政府实行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和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的诚意。
24日，噶厦再次召开官员大会讨论《十七条协议》，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藏军甲本以上官员等300多人参加了大会。阿沛详细报告了谈判经过、协议内容及签订协议的情况，向大会出示了协议正本。会上，阿沛驳斥了关于他被收买的谣言：“中央是否收买了我们？中央给了我们什么呢？当时中央给了我一张毛主席像，黄缎一匹、红茶一箱，就是那么多。其他的成员比我还少。这么点东西是否能把我阿沛收买的了，请你们考虑。”最后，阿沛动情地说，愿以身家性命和财产保证，这个协议对达赖喇嘛的地位，对西藏的政教宏业，对全藏百姓的利益都有好处。
阿沛陈述后，与其他4名和谈代表一起退出会场，以便让大会充分讨论。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与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十七条协议》做出了西藏可以维持其建立在庄园制度基础之上的政教合一制度的承诺，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当遵照执行。
10月24日，达赖终于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他人个的名义，向中央人民政府致电拥护协议。电报说：“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5人，于4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民众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至此，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民众，通过承认和拥护《十七条协议》，正式承认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人民解放军在进驻西藏过程中，得到了阿沛•阿旺晋美的全力支持。8月21日，第十八军正式发出向拉萨等地进军的命令。“关于入藏部队之驻地问题……规定你们进去的六千部队，应以三分之一（约两千人）开赴日喀则、江孜……这支部队可同意阿沛意见，不经过拉萨，直接或绕一点路开赴驻地。另以三分之一（约两千人）驻拉萨及附近。其余三分之一则驻拉萨、太昭之线。这样分布，既照顾拉萨当局情绪，又利于我们进行农业生产。”
1951年8月10日，王其梅报张国华、谭冠三、李觉、并报西南军区：“今日与阿沛谈妥如下问题：（一）由阿沛派员随四办主任陈之因从边坝去巴塔松多一带兵站，经所站单关到拉萨沿线设立兵站，同时由阿沛电西藏地方政府转令黑河总管派员迎接四办并负责保护与进行支援。（二）阿沛电太昭，令其管家将家中存粮一万斤，运太昭东西两站供先支使用，并在太昭给先支准备青稞、豌豆共两万斤，另再筹购军粮两万斤。（三）阿沛允许在运输未畅通之前，对先支到拉萨的粮食负责供给，由我付款购买。（四）已征得阿沛同意，由扶廷修、李明随先支率一五四团七连进至太昭，沿途设兵站。” 在人民解放军进藏中，有很多关于阿沛支援的相关记载。
纵观阿沛•阿旺晋美在整个西藏和平解放进藏中的经历，说明他不仅以个人作用推动了历史进程，而且将家族使命与民族道义紧密结合在一起。 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成立。中央军委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第一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