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1956年，是民族工商业积极改造的几年。在农业合作化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此时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转折。而作为“中国第一财团”的荣氏家族，其兴衰成败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真实而浓缩的写照，是一部关于中国商业家族成长与挫败的传奇。
对荣家及荣毅仁本人， 1949年可以说是个分水岭，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开始。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这片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大地上掀起了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变革。生活在新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荣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和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1949年，33岁的荣毅仁肩负起管理家族在大陆余下产业的责任，这位原本在荣家二代中并不突出的二房四子，从此渐渐成长为荣氏家族百年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这是1949年5月25日的清晨。
天刚蒙蒙亮，从上海高恩路（现在的徐汇区高安路18弄）的一座三层洋房院落里悄悄地驶出一辆奔驰300。
奔驰缓缓地行驶在马路上，车里，一位气度不凡的男子不时焦虑地环视着街上的一切。
与往日不同，马路的人行道上躺着一排排和衣而睡的军人，其中有的已经起身，有的还在睡觉，有的正就着咸菜啃着冷馒头……
解放军进城了。
在奔驰靠近租界时，一名士兵上前拦住了去路。那位士兵很有礼貌的对开车的男子说，前面还有战斗，不安全，请绕行。
男子十分诧异，之前他从没看到过这样的军队，说话这么和气，而且还都睡在马路上，对百姓秋毫无犯。
奔驰里的这位风度翩翩的男子就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荣氏公子——荣毅仁。
荣家的选择
荣氏当时是上海工商界的第一大户。
荣公馆就在刚才所说的那座大花园式的洋房里。这座三层高的德式建筑气派、时髦，院落里有花园、荷花池，环境幽静如画。大厅典雅古朴，室内陈设着红木家具和昂贵的瓷器、古玩、盆景。厅堂当中高悬着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馆里佣人和厨师穿梭，主人们出入有凯迪莱克和奔驰接送。
从荣公馆出来不远处就是荣毅仁的姐姐荣漱仁的住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高恩路这一带的核心地段，当时聚集了不少上海工商界的名门望族。
解放军进城后，当时荣家的一个邻居徐令娴女士回忆道：“不恐慌是不可能的，若是个穷光蛋也就无所谓了。”面对解放军的进城，有产阶级们不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此时此刻，远在百里之外的无锡，荣氏的掌门、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正端着茶杯，强作镇定。
1949年5月25日这个早上之前的日日夜夜，对于未来的出路，荣氏家族内部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是走？是留？各房莫衷一是。这让荣德生心里隐隐作痛，难道这回真的要树倒猢狲散了？最终这位中国著名的棉纱和面粉大王决定留下来，但他阻挡不了自己的子侄等亲戚们，他们纷纷带着黄金美钞及细软逃往香港或者国外，留在他身边的，只有四子荣毅仁。
之前几经战火，荣氏产业已经损耗大半。如今，因各奔东西又不得不将家产一分为三……和合不再。
此情此景，让荣德生心灰意冷，怅然欲绝，遂决定隐退无锡东山，从此过养花弄草的闲散生活。
“红色资本家”的由来
33岁的荣毅仁于荣氏危难之际被推到前台。他四顾茫然，却又不得不独自挑起荣家“申新”这副破败不堪的担子。
荣氏的申新纱厂和福新、茂新面粉厂都交由荣毅仁打理。在之前，棉纱、面粉行业均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严厉管制，产供销各渠道均受制于政府，面粉厂只能靠为国民政府和军队代加工作为生存依托，棉纺厂也只能为军需服务。风雨飘摇的诺大家业今后该何去何从？尚且年轻的荣毅仁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其实不光是荣毅仁的申新公司，当时多数上海的私营企业都面临着生存危机，资产与原料被国民党政府、军队以及四大家族大批卷走。而作为抗战时的孤岛上海，资本家们对共产党还不甚了解，面对变化的政治时局，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大户们各自怀揣不同的前途主张。他们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疑虑和不安，对于共产党的政府，有的暗中破坏；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有的则持观望的态度。
在进城之初，新政府十分注重团结工商业，保护其私有财产。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帮助私营企业发展，其中就包括大力扶植民族资本的棉纺织工业，鼓励他们进口外棉，免征进口关税。荣氏家族的申新总管理处成立后，按照当时的约定，其业务款项存储人民银行，由人民银行以专项贷款拨付。
新政府愿意贷款给申新各厂，以帮助其恢复生产，此消息传到香港后，原本逃出去的一些上海资本家很受感动，申新的好几位股东从香港汇回资金或运回原棉，荣氏的生意逐渐开始好转。
当时主管私营企业贷款业务的上海人民银行副行长孙更舵，比荣毅仁长两岁，和荣毅仁是好朋友，荣毅仁曾戏称孙更舵为“财神爷”。
和一些老派的资本家比较，孙更舵觉得荣毅仁是个积极的人，有相对单纯的一面。有次荣毅仁开着一辆吉普车和孙更舵下乡考察，到一个叫外冈的地方时，汽车无法再开，孙更舵便决定打个背包走进去。“他看见我打了背包，他也打个背包，这个大公子以前完全不知道乡下的生活，所以处处感到新鲜。” 孙更舵回忆说，荣毅仁从来不用操心生活，因此不会照顾自己，“穿着一身棉毛衫，走到汗湿透了也不知道脱下来，晚上看见稻草堆就躺上去睡着了”。
荣毅仁曾对孙更舵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他说：“民族资本家在新中国成立前过得也很艰难，我父亲和伯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放松侵略中国时发展起来的。我父亲一辈子办工业，救国图强。父辈曾经把希望寄托到国民党身上。但蒋介石上台后的第一手竟是无端通缉我的伯父荣宗敬，还敲诈了10万银元。宋子文又想吃掉我们的企业。抗战胜利后，我父亲荣德生又遭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绑架，敲去了不少美元。我本来不关心政治，但是国家不强盛，企业发展就很艰难。共产党来的时候，本来我的流动资金已经枯竭了，政府让申新恢复了生产，我真的是很感激。”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外滩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
这天，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陈毅和潘汉年给荣毅仁和整个上海工商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戎马一生的陈毅豪爽大气，说话、办事极有魄力，与企业家们往日所熟悉的国民党高官完全两样。
会上，陈毅的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毅仁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之后，陈毅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愿与荣毅仁交朋友。此举在人心还不稳定的上海引起了轰动。
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再次轰炸上海，导致上海工商业的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那时正处在春节的前夕，申新纺织厂却已发不出工资了。
一天，部分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在荣家的客厅里，他们摆出一副不拿到工钱不出荣家门的架势。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做疏通工作，还帮申新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这件事，让荣毅仁再次感受到了新政府的善意。
当时，由于美蒋对上海实行武装封锁，棉花供应十分紧张。而申新厂子大，几百担棉花只够生产一天，但是各厂棉纱的存量较多，荣毅仁便向市纺织工业局、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花纱公司等建议，干脆你供应棉花，我加工棉纱，工厂赚工缴费，实行加工订货。这一做法很快推广到全市的纺织行业。在1950年北京召开的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荣毅仁建议的加工订货办法，得到了当时中央财委主任陈云的高度重视，很快被推广到全国。
1951年的1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私营棉纺厂就此完全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加工订货被看做“把私营工业的生产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
所有这些，都让荣毅仁兴奋不已。只是他没想到，后面的转变比预料得更快。
1950年下半年，上海的轻工业日用品市场开始活跃起来，一方面，1950年秋季开始土改后，农村的购买力变得活跃；另一方面，刚刚建立的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也增加了对消费资料的需要。而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则对商人们来说又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见此很多商人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因为相比之下自产自销的利润要大得多。但碍于政策，有些商人便开始在商品中以次充好。
陈毅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1951年底上海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这难免让很少经历过群众斗争的资本家们害怕起来。陈毅提出，把全市中上层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303户集中起来学习，帮助他们了解政策，荣毅仁就在这303户之列。
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升级扩大，从未见识过“革命威力”的工商业界很快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不久，薄一波受命到上海指导运动。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批复了上海对“五反政策”的调整方案。
新方案特别提到，“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荣毅仁、郭棣活、刘鸿生、经叔平、吴蕴初一类大资本家实行保护过关的政策。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后，把荣家定为“基本守法户”，当即汇报中央，毛泽东大笔批复：再大方一点，划分为“完全守法户”。
这时候，荣毅仁突然意识到，公私合营将会是大势所趋。
那段时间，经常能看到荣毅仁在会场外面眉头紧锁，兜圈子，踱方步，仿佛思绪万千……
很快，1954年9月，申新集团宣布进行公私合营，由此，荣氏积淀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
荣毅仁作为上海工商业界公私合营的发起人，因此也被陈毅和周恩来冠以“红色资本家”的称号。
识时务者为俊杰
到1955年底，接受政府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上海工商企业已经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92%。
1956年初，毛泽东主席南下到申新棉纺织印染厂视察。他风趣地对时年40岁的荣毅仁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老板换了。”随后他问：“公私合营后生产怎么样？”荣毅仁回答说：“比以前要好。”
在视察后，荣毅仁当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体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新华社记者问起荣毅仁今后的打算，他回答说：“我的企业已经实行公私合营，还准备实行定息的办法，这样每年利润更有了保证。我已经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表示了决心：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润以投资企业和购买公债的方式，用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个人愿意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来尽我的责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1956年1月20日，身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的荣毅仁和盛丕华一起，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当时的曹荻秋副市长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当天的联欢晚会上，荣毅仁清唱了一曲《草桥关》，唱的是东汉刘秀赦免功臣姚期父子的故事。
在新中国的这场经济所有制的改造运动中，不论出身如何，每个人都身处其中，都能感受到身边的变化：原来的老字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公私合营的新牌子。对于任何一个商人，那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大时代”。
公私合营，当时对于很多资本家来说，好比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自己几辈人辛辛苦苦创办的家业就这样要交出去，很多资本家都不能理解，他们担心财产被全部充公，自己今后的生活无着落。荣毅仁劝他们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做，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
“顺应时代发展，把握自己命运”这是毛泽东主席50年代时送给荣毅仁的一句话，而荣毅仁也亲身践行、印证了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
之后，荣毅仁的仕途是一路绿灯：先是出任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又被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上海市前市长的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调任纺织部副部长；巅峰时期，出任国家副主席。在种种力量的助推下，荣毅仁逐渐化身为红色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符号”。
1957年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后，荣毅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要改变过去不问政治的态度。他还引用了陈云的一句话：“从一个资本家转变到国家的公务员，是一条很好的、惟一的道路”。
相比其他的资本家，荣毅仁一家是相当幸运的。
纵观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每每在荣毅仁个人生涯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总是及时地解救他于危难之中，使他可以从一波波的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直到后来荣毅仁又深受党和国家的第二代领袖邓小平、叶剑英、王震所器重，支持他一手创立起中信帝国，为中国资本在国际舞台上重新开辟疆土。荣毅仁作为商人，他能在政治地位上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逾越了民族资本家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两个身份间的巨大鸿沟，不得不令人惊叹。究其原因，还是应了毛泽东主席的那句话——“顺应时代发展，把握自己命运”。
如果说一个人象征一个时代，那么，荣毅仁即是最好的证明。 (本文来源：中国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