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支持宗教界搞好人才队伍建设。自治区党委用心领会、坚定坚决地贯彻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组织广大僧尼深入开展“遵行四条标准、争做先进僧尼”教育实践活动。

　　两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条标准”深得广大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僧尼的拥护，自治区党委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部署完全正确，必须进一步丰富拓展，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在新起点上，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不断深化“遵行四条标准、争做先进僧尼”教育实践活动，推进藏传佛教治理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确保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一、封建农奴制社会中藏传佛教的历史演进

　　藏民族世代生活在青藏高原，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佛教自公元七世纪从祖国内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后，与本土苯教等文化碰撞融合，历经起落沉浮，形成了中国化的藏传佛教，并且在教派纷争和社会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深刻影响了西藏社会历史演进和藏传佛教自身发展。作为宗教界代表人士，大家不仅要精修佛典，提升宗教造诣，而且要熟悉西藏宗教历史，深刻认识封建农奴制背景下教派林立、教派斗争的根本原因，深刻认识达赖集团的“三性”反动本质，以史为鉴、明辨是非，珍惜当下、面向未来，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切实遵行“四条标准”。

　　第一，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藏传佛教很难得到健康发展。旧西藏的政教合一不是历来就有的，而是吐蕃瓦解后长达400 余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和藏传佛教“后弘期”历史演进的结果，是西藏历史上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教派纷争的产物。吐蕃王朝后期发生了朗达玛灭佛事件，几乎所有寺庙被毁，佛经被烧，僧人被杀或驱逐，佛教在西藏的传承一度中断，西藏社会也由此陷入了分裂割据状态。各教派与世俗政权中的不同政治势力互相联合、相互斗争，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也导致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和教派内部纷争不断。仅就萨迦、噶举、格鲁等教派之间的斗争来看，萨迦派在蒙古王室的支持下，建立政教合一的西藏政权，但在统一西藏的过程中与直贡噶举派产生了深刻的矛盾。1287 年，直贡与萨迦派发生武装冲突，萨迦派依靠政治力量血洗直贡梯寺，屠杀僧俗群众一万余人，焚烧寺庙主神殿，史称“直贡林洛”。后来萨迦派因内讧分为两派、互相残杀，被帕竹噶举借机以武力控制取代。之后，帕竹噶举因内部矛盾被仁蚌巴势力削弱，仁蚌巴势力又被其家臣辛夏巴势力击败，双方发生持续数年的混战，史称“虎年大战乱”。从仁蚌巴实际掌握乃东政权开始，格鲁派发展逐渐陷入困境，仁蚌巴顿月多吉下令禁止格鲁派参加和主持大祈愿法会，并在拉萨西北方向建羊八井寺，意在限制格鲁派。1616 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去世后，藏巴汗禁止寻找转世灵童，经过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多方斡旋，才认定了五世达赖喇嘛。1634 年，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邀请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入藏攻打支持噶玛噶举派的藏巴汗，格鲁派寺院全力支持。1642 年固始汗击溃藏巴汗，格鲁派势力开始在西藏占有绝对优势。固始汗去世后，其曾孙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措争夺西藏政教大权，桑结嘉措被杀。1717 年噶尔丹叛乱，准噶尔首领部将大策零敦多布率兵入藏，攻破布达拉宫，杀死拉藏汗，掳其妻子，搜刮各寺庙财产运送伊犁，同时囚禁拉藏汗认定的达赖喇嘛益西坚措，西藏陷于混乱。在西藏人民的要求和支持下，清朝政府派兵护送七世达赖喇嘛灵童格桑嘉措入藏。康熙六十年（1721 年），清朝中央政府决定改革西藏的行政体制，委任数名噶伦共同处理西藏事务，从此清朝中央政府不再在西藏册封蒙古和硕特部汗王掌政，第巴一职也被废除，直接控制了西藏地方政府。1751 年，清朝中央政府在平息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后，颁布了《善后章程十三条》，授权七世达赖喇嘛统领西藏政教大权、建立噶厦政府，从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定型，直到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废除。

　　纵观政教合一制度在旧西藏的产生、发展到定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完全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教派纷争的产物，是西藏特定历史和西藏治理乱象的体现，并不是西藏社会历史发展自身所需要的制度，就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本身来讲，乱象丛生，斗争残酷，将西藏社会发展引入了死胡同，注定要被先进的社会制度所代替，退出历史舞台。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极其残酷的历史史实充分说明，旧西藏制度不仅不能保障藏传佛教健康传承，而且阻碍了藏传佛教健康传承，从根本上禁锢了西藏社会的发展。

　　第二，藏传佛教是在教派纷争和上层争斗中艰难生存发展的。佛教传入西藏本土化为藏传佛教，并形成宁玛、噶当、萨迦、噶举、格鲁等教派，其根本教义是一致的，各教派互相学习借鉴，宗喀巴大师就是在充分学习各教派教义的基础上创建了格鲁派，因而从教义上来讲是不存在冲突的。那么，为什么西藏历史上各教派之间的相互争斗又异常惨烈呢？问题的根源不在宗教本身，而在于社会制度和附加于宗教上的利益和特权。如果不从社会制度上根本改变，宗教的传承和发展就始终不能得到净化。旧西藏教派纷争和上层争斗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西藏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它不仅阻碍了西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且在历史上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藏传佛教健康传承带来了损害。从历史演进的过程看，只要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教派纷争和上层争斗就会接连不断，而且会随着外敌入侵愈演愈烈，这方面例子在西藏历史上比比皆是。1498 年后噶举派禁止格鲁派僧人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达20 年之久。1537 年，直贡派出兵不仅在沃卡地区（今桑日县境内）掀起了战乱，还夺得了格鲁派在直贡和墨竹地区的18 座寺庙并强行改宗。1682 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第巴桑结嘉措秘不发丧，对外谎称达赖入定，闭关修行，不见任何客人，桑结嘉措模仿达赖的笔迹撰写手谕，以达赖的名义发号施令，长达十五年之久；桑结嘉措采取两面派的态度，表面上对清朝中央政权还很“恭顺”，而暗中则支持分裂势力，对大清帝国的统一事业进行破坏。在此之前，桑结嘉措就与当时盘踞新疆地方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勾结在一起，进行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分裂活动。1717 年，准噶尔掌管西藏地方政权后，打着宗教和民族的旗号打压宁玛派，许多宁玛派高僧惨遭杀害。1791 年，红帽沙玛尔巴勾结廓尔喀人入侵西藏，将扎什伦布寺洗劫一空，清朝中央政府派兵驱逐廓尔喀人，禁止红帽系转世。在旧西藏社会制度下，就连掌握政教大权的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的性命也得不到保障，从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到十二世达赖喇嘛成烈嘉措，连续四世达赖喇嘛都短命而亡，其中隆朵嘉措只活了11 岁。最后一任摄政达札与热振活佛争夺摄政权，不仅残害了热振活佛，而且毒死了十四世达赖的父亲。从西藏大量的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旧西藏的“三大寺”也并不是纯粹的修行场所，而是上层斗争的工具，牺牲了众多僧人的生命。旧西藏，藏传佛教寺庙是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场所，藏传佛教成为拉拢、利用和奴役人民的工具，是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在这种社会治理制度下，寺庙的权益和僧人的生命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更谈不上藏传佛教的健康传承和各教派的平等发展。只有实现政教分离，去除捆绑于藏传佛教上面的封建特权，让藏传佛教恢复清净纯洁的本来面貌，才能实现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

　　第三，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本质上维护的是“三大领主”的利益。1959 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野蛮、落后比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有过之而无不及。西藏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不到西藏人口的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生产资料，而占人口95% 的农奴却一无所有、无以聊生，倍受剥削和压迫，没有人身自由，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社会为神权所控制，政权为神权服务，宗教仅是神权统治、政治压榨的工具。法国藏学家埃德蒙·坎德勒说“喇嘛是太上皇”“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指出“过去统治西藏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神权政治。”“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阿沛·阿旺晋美曾回忆说，当时他和一些西藏上层开明人士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在旧西藏，虽然寺院是三大领主之一，但是寺庙底层的僧人依然是被剥削的对象，他们的生活和农奴并无两样，旧西藏寺庙的底层僧人中多数是农奴后代，他们每天要承担寺里大量的繁重劳动，几乎占去了寺庙生活的一半。僧官绝大部分是由贵族出身的喇嘛担任，农奴出身的僧人不可能有考取格西和当僧官的资格。旧西藏不可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广大信教群众也不可能有平等信仰宗教的权利，普通僧人也不可能有平等的学经习法的机会。政教合一制度下，只能有贵族和上层僧侣学经的自由，但他们几乎将全部精力用于政治斗争、投机钻营、攫取利益，修习佛法只是他们从事不当活动、掩饰丑恶行径的幌子。试想，如果十四世达赖还继续掌控着西藏的政教大权，维持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僧尼根本就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好的修行和生活环境，也只能和旧西藏的僧众一样被压榨和剥削。

　　第四，受历史和自身的局限，历代中央王朝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好西藏社会治理问题。从藏传佛教治理看，历史上的宗教治理和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与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密不可分，作为封建王朝，其治藏政策不可能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统治阶级自身利益出发，不可能依靠人民群众来治理西藏，而只能依靠西藏上层剥削阶级和利用宗教来统治西藏，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藏传佛教的治理问题，也不可能为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提供很好的保障。自元朝以来的历代中央王朝，对藏传佛教往往只是利用而无推崇之举。元代扶持萨迦政权，对噶举等派进行压制，助长了萨迦派的骄奢之气，使萨迦派由盛转衰。明朝对地方势力和藏传佛教各教派实行广行招谕的治藏政策，进行“多封众建”，造成了各教派之间的相互攀比和争斗，就连明朝政府自身也无法承受各教派借朝贡之名索要钱财的繁重负担，助长了藏传佛教发展中的乱象。清朝虽然确立了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在规范制度、建立秩序上作出了努力，但其扶持格鲁派一家独大的政策，使其他教派的发展被抑制，许多寺庙被改宗，噶举派发展受到极大挤压，宁玛、萨迦等派和苯教被迫向周边发展。国民政府虽然坚持“五族共和”，设立蒙藏事务委员会，加强对西藏的治理，竭力维护西藏主权，全面维护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上的权威，但由于军阀混战等原因，不可能对西藏进行有效治理，不可能从根本上变革西藏的社会制度、改变西藏残酷黑暗落后的社会面貌。事实证明，旧西藏政教制度根本不是藏传佛教传承的理想制度，只会给藏传佛教的传承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藏传佛教的治理问题，保障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保障僧人的合法权利，保障正常的藏传佛教秩序，必须彻底改变旧西藏的政教制度。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推动藏传佛教健康传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科学内涵、发展成就、本质特征的基础上，从13 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13 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我国960 多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都有具体生动的体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王朝无论强弱都对西藏地方进行管辖和治理，但受社会发育阶段和封建农奴制本身局限的制约，封建统治者更多强调的是皇权至上、维护的是政教大业、实行的是本族独尊，致使到上世纪50 年代西藏仍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群众食不果腹，社会乱象丛生，完全背离中国和世界进步潮流。

　　新中国成立后，使苦难深重的西藏人民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更加迫切地盼望中央人民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当时在青海的十世班禅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表示热忱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要求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我们党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果断进军西藏，实现和平解放，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开启了我们党经略西藏、建设西藏的新篇章。随后，我们党在西藏实施了一系列惠民措施，进藏部队办医院、建学校，修路架桥、开荒种地，西藏人民在观察比较中坚定地选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选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从此掌握自己命运、当家作主。成立自治区后，我们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西藏社会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两个怎样”“两个决不能”等要求，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西藏工作，明确指导思想、确立工作重点，制定免除农业税、“三个长期不变”、对口支援等特殊优惠政策，坚决果断处置上世纪80 年代末系列骚乱闹事事件和2008 年拉萨“3·14”事件，社会大局实现由乱到治，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西藏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和特殊关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我们党的治藏治边理论，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制定出台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规划实施一大批重点项目，把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了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宗教工作，总书记先后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和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等会议上，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好宗教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历届自治区党委打下的良好工作基础上，九届区党委精诚团结、密切配合，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守护神圣国土、建设幸福家园，全区保持了快速发展和持续稳定的良好态势。当前西藏总体形势很好，党的领导全面加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全面进步，生态环境良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宗教日益和谐，人民生活幸福，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各族群众正在从要我稳定向我要稳定转变、从追求来世向过好今生转变，处在历史上最好时期之一。在宗教方面，我们坚持尊重信仰、依法管理，长期坚持、形成习惯，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旗帜鲜明消除十四世达赖利用宗教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引导群众理性对待宗教、淡化宗教消极影响、过好今生幸福生活，深化活佛转世国内寻访、金瓶掣签、中央审批等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的宣传教育，严防宗教热和宗教极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大家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对西藏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从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不断加大支持力度，目前经济总量是民主改革前的近200 倍、地方财政收入是民主改革前的近1500 倍。比如，交通出行从过去的“羊肠小道骡马路、云梯溜索独木桥”到现在的铁路、航空、公路四通八达，当年文成公主从西安到拉萨走了2 年多，现在我们坐飞机仅需2 个多小时。上世纪40 年代藏东地区四成老百姓从来没有茶喝，一半人吃不起酥油，大多数人不得不吃野草；现在，我们以正确处理好“十三对关系”为工作方法，坚持困难麻烦由政府解决、把方便实惠送给群众，紧紧围绕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谋划推动发展，群众钱袋子越来越鼓、好日子越过越美，已从追求“有没有”向过得“好不好”转变，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分别达到37000 多元和近13000 元，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55年，农牧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8.58 平方米，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0.6 岁。全区所有寺庙现在都通路、通水、通电、通讯，有的寺庙还建了温室、澡堂、垃圾池、食堂等；自治区财政每年补贴2600 多万元，为在编僧尼建立了医保、养老保险、低保和人身意外伤害险；党和政府还每年为在编僧尼进行免费健康体检。过去的西藏地方政府都是从寺庙搜刮钱财，现在是党和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提升寺庙的公共服务水平。

　　西藏民主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中国之治”“中国奇迹”的缩影，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丰富实践成果。回顾历史、两相比较。西藏人民在从黑暗走向光明、落后走向进步、贫穷走向富裕、专制走向民主、封闭走向开放的光辉历程中，从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中，从享受到全国其他地方没有享受到的优惠政策、过上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中，真正明白了能够代表西藏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的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障全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生态良好、民族团结、宗教和睦、边疆巩固和党建加强的只有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党的治藏方略和总书记治边稳藏重要论述。藏传佛教由乱到治，由教派林立互相争斗到各教派和谐相处，由信教群众被迫信仰宗教、没有信仰宗教自由甚至还可能牺牲生命到既有信仰这种宗教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既有信仰这个教派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更有不信教的自由，从寺庙设施简陋、透风漏雨，到现在水、电、路、讯等公共服务设施齐全，广大宗教界代表人士和信教群众真正懂得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大家才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才有宗教和睦、寺庙和谐、佛事和顺的好局面。

　　三、关于新时代西藏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自治区党委九届七次全会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对推进我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具体安排。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职责在党和政府，也离不开广大宗教界代表人士的参与。

　　第一，要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释迦牟尼教诲佛门弟子要报国家恩、父母恩、众生恩、佛祖恩。广大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僧尼要切实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谁带来的，明白惠在何处、惠从何来、向谁报恩，发扬藏传佛教知恩、感恩、报恩、铭恩的信念传承，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要清醒地认识到十四世达赖叛逃以后不仅没有给西藏人民做过一件好事，反而一直利用宗教制造动乱、分裂祖国、破坏各族群众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先后制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系列骚乱和2008 年“3·14”事件以及邻省藏区的系列“自焚”事件，不仅伤害了民族感情、影响了民族团结，而且违背了藏传佛教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理念，破坏了藏传佛教形象。大家一定要把藏传佛教与十四世达赖区分开来，主动揭批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的卑劣行径和险恶用心，在关键时刻坚定坚决地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敢于担当、敢于发声、敢于亮剑。

　　第二，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坚持中国化方向。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宗教，只有实现了中国化的宗教，才能更好地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我国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广大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僧尼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遵行四条标准、争做先进僧尼”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深刻领会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精深要义，深刻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实现路径、战略步骤、目标任务，积极主动地把宗教的有序传承、寺庙的和谐稳定、僧尼的健康成长同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为国祈愿，为民祈福。要把藏传佛教放到中华文化大怀抱中来理解，深刻认识藏传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积极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美德，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让中华文化始终是西藏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西藏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思想深深扎根在心中。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爱教、遵规守法、弃恶扬善、崇尚和谐、祈求和平”的优良传统，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要树牢法治理念，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一切宗教活动都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什么人、属于哪个民族、信仰什么宗教，只要触犯法律法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决不允许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法外之教。要发挥正本正源的优势，我多次和大家谈起这个问题，藏传佛教起源于西藏、发展于西藏，应该说“真经在西藏、真佛在西藏、真正的高僧也在西藏。”各位宗教界代表人士要在提高宗教造诣、提升品德修为上下功夫，加强闻思修、注重讲著辩，心无旁骛地研习宗教经典，娴熟掌握宗教仪轨，全面提升宗教造诣，正确阐释教义教规，真正做到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成为僧众敬仰的高僧大德，满足群众的信教需求。

　　第三，要承担好维护寺庙和谐稳定的责任。确保寺庙和谐稳定是各位宗教界代表人士不可推卸的责任。广大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僧尼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的定性，深刻认识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手法上的欺骗性，敢于揭批十四世达赖反动本质和险恶用心，决不受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的蛊惑和利用，坚定地与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划清界限。要自觉承担起维护所属寺庙稳定的责任，积极配合各级党委政府、统战宗教部门和寺管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宗教工作的政策法规和决策部署，自觉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严守“三个不增加”底线和宗教活动“三项要求”，切实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特别是要严防达赖集团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决不允许寺庙成为分裂闹事活动的策源地。要坚持政教分离，决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教育。要协助党和政府引导信教群众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主要精力用在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上来，积极参与巩固脱贫成果、乡村振兴，用勤劳的双手过好今生幸福生活。要宣扬绿色发展、绿色生活理念，主动作为，在寺庙周边大力植树种草，巩固消除“无树户”成果，积极参与国土绿化行动，防止过度煨桑，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

　　第四，要准确把握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坚决防止被达赖集团蛊惑利用。依法加强活佛转世管理也是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自噶玛噶举派在13 世纪开创活佛转世先河以来，活佛转世传承制度已有700 多年历史，形成了一整套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按照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先后认定了十一世班禅、七世热振、六世德珠等活佛，得到广大宗教界代表人士和信教群众的一致好评。为进一步规范活佛转世管理，2007 年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推动活佛转世步入法制化轨道，为更好地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提供了法治保障。对此，大家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在达赖转世问题上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防止受达赖集团蒙骗、被达赖集团利用。

　　第五，要积极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广大宗教界代表人士要深刻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56 个民族共同的梦，正确认识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民族团结，坚决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要坚持开放欢迎包容理念，对内地游客到寺庙旅游时因为不理解不了解而出现的一些不经意的行为要包容、要正确引导，不能等同于不尊重民族习俗、宗教信仰，更不要随意和民族问题挂钩。同时，大家在研修佛学经典的同时，还要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吸收中华文化精髓。西藏很多寺庙历史悠久，而且集合了汉藏文化，有的与汉藏人民团结一心抵御外辱密切相关，有的见证了西藏与内地的关系，如见证了唐蕃联姻的大昭寺、有汉藏印三种风格的桑耶寺以及遍布西藏各地的关帝拉康。广大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僧尼要充分利用这些寺庙和文物的作用，把历史文化融入到寺庙的讲解中，大力宣传西藏和伟大祖国的关系史，大力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讲好西藏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故事，引导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本文系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2019 年12 月31 日在全区“遵行四条标准、争做先进僧尼”教育实践活动学习交流座谈会上的讲话摘编。）